一
    1980-198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光辉夺目的五年。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历史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开展，特别是农村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行，全国的经济、政治生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兴旺和生机蓬勃的景象。这种春意盎然的、鼓励人们锐意进取的气氛必然会在学术研究领域中反映出来。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最近五年是我国世界史研究工作由初步恢复进而获得可喜成果的时期。
    近几年来世界史研究的发展是与“百家争鸣”方针重新得到贯彻分不开的。早在1956年，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这一发展科学事业的正确方针。“百家争鸣”就是允许并鼓励不同学派的不同学术见解的自由讨论。真理只有经过充分的探索，互相启发，互相补充，才能认识得愈益深刻。各门科学只有科学工作者生活在心情舒畅、不受拘束、足以进行创造性劳动的环境里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学术上的是非问题应该经过讨论而求得逐渐明确，要允许保留不同见解，而不允许压制不同观点。不能轻率地采取行政手段来对待学术问题，更不用说不应该把学术见解与政治倾向混同起来。在学术研究中，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故，能成一家之言的见解都应得到尊重。至于其观点是否正确，能否为大多数同行所接受，那要通过实践的检验，由时间来作出回答。在这方面，既允许批评，也允许反批评，不能强求一致。正是由于“百家争鸣”这一正确方针在各种不同场合得到反复的阐述，并且得到切实的贯彻，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才出现了明显的进展。
    我国绝大多数世界史工作者都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研究工作提供了基本理论与方法。同时，我们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前进。人类创造历史的活动正在越来越扩展到许多新的领域，变得更加丰富而绚丽多彩。马克思主义也在随着时代的前进和经过人们的实践而日益深化和不断发展。近几年来，我们批评了过去存在的把各种历史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简单化、绝对化，以及不从客观历史实际出发而凭主观臆断任意剪裁历史的教条主义倾向和实用主义倾向。我们一致认为，历史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提倡解放思想，独立思考，进行创造性的探索，而决不应该满足于复述现成的答案，墨守陈规，因循旧说。这就要敢于触及和研究时代向历史科学提出的各种新课题，作出新的历史总结和理论概括；也要批判地审查以往的研究成果，在占有新的史料的基础上，对老课题得出新见解。
    如同在其他领域中坚持实行开放政策样，我们认为在学术领域同样必须面向世界。我们有责任吸取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学术成果，有必要认真研究世界上一切有价值的历史资料，也十分需要与世界各国的同行频繁地进行多种形式的交往和学术讨论。只有创立这样一种开放型的、富有朝气和活力的世界史研究的风格，我们才能经过比较和鉴别，在消化和扬弃之中，在广阔的视野里，博采众长，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
    近年来，我国政府对发展历史科学给予了重要的支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制订的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中，第一次专章列入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划，其中就包括了历史学。在此期间，经批准作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有三十三个，而属于世界史的达十项之多。此外，还有一批项目被列入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部门的科学发展规划。
    上述种种因素极大地调动了我国世界史工作者的积极性。 令人欣慰的是， 在1980--1984这五年中，有近百部世界史的学术著作问世，其中既有断代史和国别史、地区史，也有各种专题史和人物传记。例如林志纯主编的《世界上古史纲》（共两卷，1979--1981年，人民出版社）、朱寰主编的《世界中古史》（1981年，吉林人民出版社）、林举岱等主编的《世界近代史》（198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黄绍湘的《美国通史简编》（1980年增订版，人民出版社）、杨人楩的《非洲通史简编》（遗稿整理，1983年增订版，商务印书馆）、王治来的《中亚史》（第一卷，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朱庭光主编的《巴黎公社史》（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刘佩弦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史纲》（1984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朱贵生等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82年，人民出版社）、万峰的《日本近代史》（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李元明的《拿破仑评传》（1984年，人民出版社）、王绳祖的《中英关系史论丛》（1981年，人民出版社）、吴春秋的《俄国军事史略（1514--1917）》（1983年，知识出版社），等等。据不完全的统计，五年内在全国性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的重要学术论文达100余篇。 世界史研究和教学工作者还撰写和编选了一批供高等学校使用的教材和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