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有计划地翻译国外各种重要的世界史研究成果，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近年来，我们不仅出版、再版了一批世界史的古典学术名著，还出版了近、现代各国各个不同流派史学家的代表作。例如塔西佗的《历史》和《编年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格雷戈里的《法兰克人史》、马基雅维里的《佛罗伦萨史》、梅林的《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贝·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威廉·兰格主编的《世界编年史手册》、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的《俄国史概要》、赫·乔·韦尔斯的《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苏联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史》等等。中国学者不仅对外国史学著作中包含的史料感兴趣，而且认真分析它们的学术观点，从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启迪，并藉以了解信息。国外史学界业已广泛应用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和计量分析等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正在被逐渐引入我国世界史研究领域。
    近年来，我国世界史学界和各国同行之间的人员来往、资料交换和学术交流逐年增加。很多全国性和地方性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以及有关的高等学校都同国外的史学界建立了各种形式的联系。仅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而言，这个单位在1980--1984年间共邀请五十余位外国史学家来访。他们来自欧洲、美国、日本，以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第三世界国家。这些学者在该所和其他有关单位进行了讲学和座谈。在这五年中，世界历史研究所也先后派出五十余名学者和青年研究人员到十一个国家考察、讲学、进修和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总的来说，目前我国世界史学界的对外学术交流活动还不算太多，当然与五年前的情况相比较，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
    以上我们简单地勾画了最近五年中国世界史研究工作发展的概貌，下面拟分古代和中世纪史、近代史、现代史三部分大致介绍这几年的主要研究成果，特别是在这些成果中反映出来的新观点。
    二
    古代和中世纪史主要由于资料缺乏和古文字方面的困难，一向是我国世界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近年来，在全国古代中世纪史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研究工作有了不小的进展。
    由林志纯教授领导的一个小组撰写的两卷本《世界上古史纲》④是这一时期我国古代史研究中的重要成果之一。它探讨了原始社会以及古代西亚、埃及、南亚、希腊、罗马各个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对古代史上的很多问题提出了值得注意的见解。作者认为应当废弃史学界关于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即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的传统提法，代之以世界“三大文明区”（即美洲、中美洲和安第斯文明区；东亚、南亚、中国和印度文明区；印度河流域以西至地中海、西亚、北非和南欧文明区）。
    古代城邦和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在《史纲》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作者认为，城邦和亚细亚生产方式不是某地区特有现象，而是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因此，作者不赞同所谓“古代东方”和“东方专制主义”这样的概念，强调了古代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
    这部著作的另一特点是较多地介绍和引述了国外最近的研究成果和考古发掘材料，使多年与国外学术界隔绝的中国读者耳目为之一新。《史纲》提出的学术观点虽然还没有被我国世界史学界普遍接受，但是它力图从实际的史料出发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因而受到人们的重视。
    《世界上古史纲》关于古代城邦的观点，在我国古代史学界引起了反响。不仅世界史学者，而且中国史学者，也参加了这一问题的讨论。讨论涉及古代城邦的概念，城邦的产生和存在范围，城邦的阶级关系、经济基础和政治体制，以及从奴隶制城邦到奴隶制帝国的发展规律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学者们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以上述《史纲》的作者为代表的一派学者认为，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国家，不论在西方或是在东方，都是城市国家或城邦。它是早期奴隶制国家的普遍形式，是世界各国由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的必经阶段。城邦的经济基础是城市公社所有制与公民集体私有制相结合的古典所有制和小土地所有制；大土地所有制与小土地所有制的斗争，贯穿于整个城邦时期。城邦的主要政治形式是共和国，其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自由民内部贵族与平民的斗争。城邦最后不可避免地要被专制主义的奴隶制帝国所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