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随着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开始形成，阶级对立益趋严重。拥有大量土地的王公、贵族（波雅尔领主）、军事贵族（总兵）、总主教、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长等构成封建地主阶级，他们掌握军、政、财权和教权，在国家中居于统治地位，与此同时形成的另一阶级是依附农民（农奴）阶级。据编年史记载，9—10世纪农村的主要居民是斯美尔德（农民），其中大部分是拥有耕地、牲畜和财产的独立生产者，但是他们必须向王公缴纳贡物（11）。有些斯美尔德已经贫困化，沦为封建贵族的依附农民。弗拉基米尔在《教理箴言》中说：“我不让有势力的人欺凌贫穷的斯美尔德和可怜的寡妇。”（12）斯美尔德贫困化沦为依附农民是罗斯封建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罗斯农村的依附农民还有其他类型，如贫农（西罗德），完全没有生产和生活资料，生活没有保障，完全依附于封建主，可以买卖或转让；债农（扎苦比），自己没有土地，因欠债陷于依附状态，按契约规定以劳偿债；契约农（里亚多维奇），没有任何生产和生活资料，根据契约为封建主耕种土地，生活困苦。此外，罗斯封建社会还保留有奴隶（霍劳仆）制的残余，存在一定数量的奴隶。
    罗斯封建社会两个对立阶级的形成，使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日益激化。农民犁去领主侵占农民土地的田界，杀害王公贵族的管家，焚烧主人的田庄等，反封建的农民运动在农村中不断发生，以致在1024年爆发了苏兹达尔起义。起义群众以多神教为旗帜，反对贵族长老，指责他们囤积居奇，造成人民苦难（13）。
    第三，罗斯城市的封建化。罗斯城市是由城堡发展而来，在11—13世纪城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大多数是在城堡之外形成宽阔的不设防的工商区，与亚欧其他国家中世纪城市基本相同。城市居民的数目迅速增长。有大量农民和逃亡的霍劳仆（奴隶）涌入城市。《罗斯法典》中有许多条款以映了这种情况。城市居民的主要成份是手工业者和商人。集市贸易是手工业和商人进行交易的重要场所。在一些大城市里（如基辅、诺夫哥罗德等），国内和国际贸易得到大规模发展，高利贷业务也以各种形式到处活动，在某些城市和地区以至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高利贷者勒索无度，遭到城乡人民的憎恨。波雅尔贵族往往是一些城市的主要政治力量。他们在农村经营田庄，但在城市里居住。他们豢养自己的亲兵队，建有自己的“庄院”（двор），其权势威震地方，他们往往与当地大商人结合控制地方和国家政权。城市中掌权的贵族阶级与下层手工业者和商人在政治和经济利益方面经常处于对立状态。因而在11—12世纪城市起义时有发生。
    总之，罗斯国家城乡封建化是《诸子法典》和《摩诺马赫法规》产生的共有社会基础。
    《雅罗斯拉夫诸子法典》产生的直接动因是1068年基辅起义。基辅罗斯最高决策者在镇压了起义之后，于1072年在维什哥罗德召开会议，正式制定法典。出席会议的共8人：除大公兄弟3人外，还有5名贵族大臣。 其中包括基辅行政和军事长官科斯尼亚奇科、基辅大贵族米基佛尔·基亚宁、维什哥罗德行政长官丘金、维什哥罗德城防和市政建设长官米库拉，另有1人名佩列涅格身份不详。在基辅起义的过程中究竟在哪些问题上刺痛了罗斯的统治者？促使他们如此迅速地制定新法典、补充修订旧法典。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1068年的基辅起义是与王族内讧、外族入侵结合在一起。各种矛盾相互影响，彼此激荡，使社会陷入极大的混乱，法制遭到破坏。本来在雅罗斯拉夫死后的10多年间，长子伊兹雅斯拉夫、次子斯维亚托斯拉夫、三子弗塞沃洛德，还能够齐心协力，互相辅佐。实现了“三人共治”的政治局面。1064年以后，王族内讧开始。先是伊兹雅斯拉夫早逝的长兄弗拉基米尔之子罗斯提斯拉夫发难，夺取了特木塔拉干，挑起了王族内讧事端；随后是伊兹雅斯拉夫的堂兄弟布里亚奇斯拉夫之子弗谢斯拉夫占领诺夫哥罗德，内战公开化。经过3年激战，制服弗谢斯拉夫，并把他关进基辅监牢。
    物必自腐而后虫生。罗斯内忧不断，外患接踵而来。草原游牧民族波洛伏齐人从1061年起侵扰罗斯，南部边患连年不断。1068年波洛伏齐人再次大规模入侵，大公三兄弟迎击，结果大败而归。大公和弗塞沃洛德、总兵科斯尼亚奇科逃回基辅；斯维亚托斯拉夫逃回车尔尼戈夫。外族入侵对国家生存的威胁愈加沉重。在内忧外患交加之际，1068年基辅爆发了起义。因为基辅成为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交汇点，最终激起了基辅人民起义。三重压力加在当权者身上，担心失去政权的恐惧，对王子三兄弟说来是无法忘怀的。
    第二，起义的矛头直指基辅当权者，并拥立他们的反对派建立新政权。起义者释放了被关押的政治反对派弗谢斯拉夫和其他“同伴”。伊兹雅斯拉夫和弗塞沃洛德逃走。9月15日起义群众洗劫了王宫，抢走无数金银财宝。 弗谢斯拉被拥戴为基辅大公。起义群众和弗谢斯拉夫控制基辅达7个半月之久，伊兹雅斯拉夫在波兰人的帮助下镇压了起义，逮捕和处死了70多人，刺瞎了另一些人，甚至惩罚了一些无罪的人。伊兹雅斯拉夫重返基辅，1069年5月2日重登大公宝座（14）。
    第三，城市市民起义与农民反封建斗争相结合，直接威胁封建主阶级的“后院”。罗斯统治者一直为此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从《诸子法典》的条文中可以看出，想尽一切办法保护王公、波雅尔贵族封建领地的安全及其特权，同时还极力保护为王公贵族服务的领地总管和提温等，以加倍的偿命金保护他们生命安全。这说明在基辅起义期间乡村农民的反封建斗争还是相当激烈的。市民运动与农民运动相结合这一点对大公兄弟的影响极其深远。因而他们不能不竭力把他们纳入封建法制的轨道。
    这就是《雅罗斯拉夫诸子法典》产生的一般的和具体的历史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