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苏美尔语言文字的存在是个现实。1850年，兴克斯开始怀疑到，楔形文字可能是在塞姆人前来巴比伦尼亚之前，由一些非塞姆语的民族发明的。1852年，兴克斯转引罗林生的观点，认为从一种泥板文书的音节表所见，双体文字中，一种是塞姆语，一种是相应的但至此为止还不知道的非塞姆语文字。罗林生称后一种为“阿卡德语”，并认为这是西徐亚人的语言。1853年，罗林生自己提出，南部巴比伦尼亚泥板文书所见的一种单体楔形文字，是西徐亚语。两年之后，罗林生又说，那块双体文字音节表的内容，无非是亚述语同西徐亚语两种方言的字母、文法和词汇的比较；他并且认为巴比伦尼亚的西徐亚人属于阿卡德民族，他们建造了巴比伦尼亚的原始神庙和都会，他们的语言属于与蒙古语、满洲语近似的都兰语系。这样看来，罗林生实际上已经发现了苏美尔人和苏美尔语，只是误以为他们是西徐亚人和阿卡德语而已。
    这种非塞姆语人的正确名称，直到1869年1月17 日才由奥柏特正式改正过来。他那一天在法国古钱学和考古学学会民族与历史研究分会中宣布，根据铭文常见的早期统治者所用“苏美尔和阿卡德之王”的头衔，应当得出结论，所谓阿卡德这一名称，当属于亚述和巴比伦两地区的塞姆语人，而苏美尔一名则指非塞姆语的居民。奥柏特认为苏美尔语的结构与土耳其语、芬兰语和匈牙利语相近。
    苏美尔是被正确认识了。可是，“苏美尔”之名还被长期拒绝使用，人们习惯于使用错误的“阿卡德”一名达数十年之久。只是由于苏美尔的遗址不断被发掘出来，苏美尔的人像、碑铭和大量的苏美尔泥板文书被不断发现，错误的传统才不得不改变，苏美尔一名才不得不被承认。而这已到上世纪的七十、八十年代，即大约距今一百年前了。可见认识苏美尔也不是容易的事。
    第一个被发掘的苏美尔重要遗址是特罗，是1877年由法人E.德。萨西开始进行的，直到1900年。收获极大，有许多雕像（如古地亚像）、碑刻（如著名的鹫碑）以及数以千计的苏美尔泥板（如乌尔南什王朝的泥板文书），等等。当时德·萨西误认特罗即拉格什，这直至1953年才得到下雅科布森的纠正。特罗是古代的吉尔苏，在拉格什城邦之内；而小丘希巴才是拉格什邦的首府，即拉格什城的所在。德·萨西的发掘编成一部巨著，《迦勒底的发现》（1884-1912年出版）。后来法国考古学者在拉格什继续从事发掘工作（1903-1909年，1929-1931年，1931-1933年），其成果见于A.帕罗编著的《特罗》（1948年版）等书。
    第二个苏美尔重要遗址的发掘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美索不达米亚考古队于1887年开始在尼普尔进行的，直至1900年。带队的有H.V.希尔普勒特等亚述学者，四次发掘，得泥板和断片三万多件，大量是苏美尔语的，包括公元前三千年代后半叶以来的材料。本世纪六十年代，尼普尔的发掘又继续进行。
    文献材料大为丰富，从而有可能于1905年出现F·蒂罗·当让那样的著作，《苏美尔和阿卡德铭文集》（1907年德文译本《苏美尔和阿卡德王家铭文集》），1923年出现A.皮伯尔的《苏美尔语法概要》（德文），以及1924年出版C.J.加得的《苏美尔读本》，1930年出版A.代梅尔的《苏美尔语字典》（1939年第二版），等等。第二次大战前后，苏美尔各地考古发掘又有新的发展，苏美尔语言和历史的研究也有些新的成就。五十年代后，A.法尔肯斯坦出版的《苏美尔学》（东方学手册丛书），以及他的《拉格什古地亚铭文的语法》，就是语言方面的成就之例。
    考古发掘的成就，上述拉格什和尼普尔之外，1902-1903年德国考古队由R.科德威率领，发掘了法拉，即古之苏路巴克，这里得到公元前二千五百年前、比之拉格什乌尔南什王朝还早的大量政治经济法律的文献，包括买卖房屋田地的证据。1930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考古队继续发掘法拉，当时年青的克拉米尔参加了这次远征。法拉的泥板文书大部分由A.代梅尔和R.捷斯丁公布了。
    1903年，芝加哥大学的考古队发掘了阿达布，那里发现了与法拉所得相似的泥板文书。
    1912-1914年，法国考古队发掘基什，因第一次大战而中辍。战后，1923年，英美考古队前往继续发掘，领导人为S.兰格冬。那里发现一些大建筑物，以及塔庙、墓地和大量泥板文书。同时，在邻近的捷姆迭特·耶色还发现了好几百件图画文字的泥板和断片。这就为苏美尔文字起源增了新页。
    楔形文字虽为苏美尔人所始创，但在楔形文字之前，先有个图画文字阶段。
    图画文字的出现，是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原始文字时期的开始。但最早的图画文字的材料却在乌鲁克，而不在捷姆迭特·耶色。乌鲁克是由德国考古队于第一次大战之前发掘的，因战事中断，战后1928年继续进行，又以第二次大战中止于1939年。后来1954年，德国考古队又来到乌鲁克。这里有公元前三千年前的大建筑物，也有重要的小件如乌鲁克石膏瓶。这里有成千件的图画文字的泥板。许多著名的古文字研究者参加乌鲁克的发掘和研究，其中包括A.法尔肯斯坦。
    乌鲁克南边有欧贝德、乌尔、埃利都等重要的早期遗址，其中欧贝德属于较早的阶段，与乌鲁克、捷姆迭特·耶色为早期南部美索不达米亚史上三大文化时期，而埃利都和乌尔两个遗址则兼有这些时期的各个阶段。
    乌尔是在1922-1934年间由英国学者L.伍德主持发掘的。此地的层次，由欧贝德、乌鲁克时期而上，直至乌尔第三王朝，苏美尔各阶段的文化俱备，且不论更晚的巴比伦·亚述时代了。《乌尔发掘》报告（L.伍德主编）陆续出版，尚未终止；另有大量铭文，由C.J.加德等学者整理编辑，出版《乌尔发掘铭文集》，亦为多卷集，尚未出全。
    与乌尔邻近的欧贝德，是在1919年由英国学者H.R.霍尔开始，后又同伍德一道主持发掘，报告亦见于《乌尔发掘》的第一集。
    埃利都则是第二次大战结束后由伊拉克古物管理局进行发掘的，自1946至1949年，其领导人为S.劳伊德和F.萨法尔。埃利都有典型的欧贝德文化，按神庙建筑，自下而上，第18至6层，为欧贝德文化层次，其上第5至1层，则属乌鲁克文化。埃利都未发现文字泥板。
    在第二次大战末和战事结束后，伊拉克古物管理局还发现了攸卡（1940-1941年）和哈马尔（1945-1949年）。攸卡有乌鲁克时期神庙建筑，其后期有画庙。在哈马尔，获泥板二千多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