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39年以后的十五年是加拿大史学的转折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国家地位的改变以及重视民族文化的呼声都促使加拿大史学向新的高度和广度发展。既要求全面地、系统地论述加拿大历史，又要求采用新的角度和新的解释。面对新的形势老一代史学家中有人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论点，新一代史学家也对过去的传统观点重新进行考察。D·G·克赖顿的《北方自治领》（1944年）、A·R·M ·洛厄的《从殖民地到国家》（1946年），埃德加的《加拿大政治社会史》（1947年）都是全面的、系统的历史著作。三十年代的著名历史学家英尼斯，在充分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法国在战争中的迅速灭亡以后、修正了自己过去关于农作物和交通运输并重的观点，而对交通运输的技术进步赋予特殊的重要意义。1945年，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1000页的通讯史初稿。
    在新一代历史学家中，塞缪尔·德尔伯特·克拉克异军突起。他着重研究社会史。著有《加拿大的社会发展》（多伦多，1942）、《加拿大共同体的宗教部门》（多伦多，1962年）。他采用某些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使人耳目一新。英尼斯曾称克拉克为“加拿大社会科学的灰姑娘”。1943-194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曾向加拿大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提供一笔研究费。委员会决定用于研究加拿大西部农业同经济发展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一套社会信用丛书，由克拉克担任丛书的主编。其中有W·L·莫顿的《进步党》（1950年）、V·C·福克的《国家政策和小麦经济》）。R·马洛里的《社会信用和加拿大的中央权力》（1954年）等。克拉克还开展比较研究。他对加拿大和美国边疆的社会状况都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加拿大和美国都有丰富的反对中央权威的经验。但在美国是成功的，民主精神在宪法中得到充分反映。而在加拿大却是失败的，形成了反革命的传统。
    在对传统观点重新考察的过程中，边疆学说也受到了批判。加拿大史学界认为，边疆学派的主要缺点是把边疆社会从整个世界中孤立出来，低估了欧洲体制和传统的重要影响。青年学者T·M·S·卡利斯曾在《加拿大历史评论》上著文加以评论。他认为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政治上说，英国的影响都不能忽视。例如，上加拿大自由派同英国的格拉德斯通自由派是一脉相承的。加拿大东部的商业和英国有密切联系，而多伦多和蒙特利尔的商业对于加拿大社会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他也不同意把西部边疆同“农业民主”等同起来，把东部同“商业保守”等同起来，主张通过重视城市的作用来弥补边疆学说的缺陷，这在加拿大尤其重要，因为“在加拿大由于它的居民少，而且集中在几个地区，城市的影响更容易发挥。”（22）他的结论是，用城市的发展“解释加拿大的历史比用边疆学说解释更清楚，更合理。”（23）
    另一位加拿大西部史专家威廉·莫滕也认为边疆学说、地理环境决定论、或者草原生活的特殊环境说都不能解释加拿大的历史，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城市和周围地区的关系。东部的工业体制、当代资本主义的技术--铁路、银行、市场和投递手段--的扩展，以及城市对社会、宗教、教育和政治机构的控制都不断影响着加拿大的发展。（24）同时，莫滕也看到了工业地区和农业地区经济利益的冲突。1950年，他出版了《进步党在加拿大》一书。他认为进步党的成立是农业地区对城市控制反抗的加强，是从自由贸易向管理经济过渡的一种现象，也是对政府偏向加拿大中部工商业地区的政策的一种批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加拿大军事史成为一个热门课题。起初，加拿大学术界并未给予特殊注意，但在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逐渐形成了研究军事史、战争史的热潮。1940年，加拿大军事史学家C·P·斯泰西被任命为加拿大驻伦敦军事部门的参赞，负责收集战时有关加拿大军队的材料。以后加拿大政府又在每一个野战师设一名历史官长。到1945年已经积累了为数相当可观的历史资料，包括上千种印刷品和100000件军事日志。存放在渥太华的资料有700箱， 在伦敦的也有几百箱。根据加拿大政府的决定，斯泰西负责编辑出版4卷第二次世界大战史通俗读本。此外，他本人还著有《六年战役：在加拿大、英国和太平洋的军队》（1955年）、《胜利的战役：西北欧的战事1944-1945》（1960年）《军队、人民和政府：加拿大的战争政策，1939-1945》（1970年）。另一位军事史学家G·N·塔克主持编辑和出版了有关海军史的书。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塔克编写的《加拿大的海军部及其历史》（渥太华，1952年，两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