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后期，英国两大政党现代式组织系统的形成，产生了两种政治效果：一是对选民产生的“教育效果”，表现为选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和大选时改变党派立场者减少。据估计：1857年大选时，约有19％的选民改变原有政治立场；1868年实行新选举法，选民增加，大选时改变原有党派立场者仅占选民的5.5％；1885年又降至3.5％；1910年不足2％（13）。很多选民投票时并未认真考虑本党政策的利弊，而是仅凭着素常养成的政治热情，在党内上层人物的诱导下和地方党组织的鼓动下盲目行动。长而久之，英国流行一句政治笑话：有个坚定的党人在投票时直言不讳地说：“即使党让一口猪参加竞选，我也要投票赞成！”（14）这无疑是某些选民愚忠本党的心态写照。 二是由选民和院外组织对本党议员所造成的“压力效果”。1880年，16名自由党议员投票反对格莱斯顿的爱尔兰土地政策，情况披露后舆论大哗。翌年，自由党全国总会得知本党某些议员将在表决土地案时弃权，遂发表声明：“在下院占据自由党席位的议员中，有人并非全心全意地效忠领袖，……在目前会期中，对党的不忠行为再次出现，威胁到政府并使之难堪”（15）。因此该党表示，为了最适当、最有效地执行其职责起见，“必须邀请各自由党选区，对在国家重大危机时不支持政府的本区代表，施加合法压力”（16）。很快，总会号召各地协会和众多党人寄信发电，正告他们的代表投票时站稳立场，警告党内“不忠议员”不得轻举妄动，否则地方组织应要求其辞职或以后不再选他们。这些压力虽使议员反感，却能达到预期效果。尔后除了1886年约瑟夫·张伯伦为首的统一派在议会中投反对票导致自由党政府垮台外，至今执政党再未出现过类似的内讧事件。
    既然19世纪后期两大政党都建成了现代组织网络，那么执政党和在野党都能受益，又为何导致内阁权力的扩张？这是因为：第一，执政党作为当时议会第一大党往往有人和之利，其有利条件要比在野党高出一筹；内阁首相是执政党公认的党魁，可以较好地操纵本党投票机器。而反对党有时会出现群龙无首状态（17），不能一贯有效地对执政党发动攻势。第二，执政党许多议员在政府中领有职薪，乐意服从首相领导；其他议员也指望在支持本党的辩论和投票活动后得到酬报，而不愿自行其是。而反对党上台时间不定，党内多数议员对本党的前景感到渺茫，在党派斗争中容易倦怠散漫。所以，内阁的优势地位无形中得到了巩固。
    其次，同议会委员会的发展和内阁委员会的创立有关。英国议会中建立常设委员会和特选委员会较早，但多年变化不大。19世纪中后期两党制度确立之后，不仅议会委员会数目增多，而且在人数分配上也反映出下院党派的力量对比，执政党总是拥有多数，加之委员会人数较少，不像人数众多的下院那样容易出现明显的对立，所以按党派投票的现象发生较少。以1899年为例：在特选委员会的53次分组投票中，仅有6次是按照党派进行的，而在同年下院的357次分组投票中，按党派投票共242次（18）。委员会的工作主要是处理公议案，按党派投票做出决议的次数又如此之低，这自然还是对内阁有利。
    尽管如此，执政党仍不满足。20世纪初年，自由党阿斯奎斯内阁仿效议会委员会的模式，建立了若干归内阁直接领导的专门事务委员会，简称内阁委员会。第一个内阁委员会建于1908年4月，负责研究贸易部等部门的人事变动。1910年6月至1913年7月，又有8个委员会相继问世，分理财政、军事、殖民和教育等方面的重大政策或个别典型案例（19）。内阁委员会与议会委员会的区别在于：后者由各党派议员联合组成，主持人不一定是执政党议员，工作程序由议会决定，讨论结果对议会公开；内阁委员会是由执政党议员和政府各部要员组成，分别由负责相关事务的大臣主持，活动情况对议会保密。一系列内阁委员会建立后，分理各类事务。这样，内阁就不必频繁地召开全体会议研究那些与多数阁员无关的问题。这不仅减轻了内阁成员的负担，提高了行政工作效率，也使首相和内阁便于把握全局，使事先经过内阁专门委员会审议过的政府议案易于在议会通过。
    其三，也是较为重要的一点，即两大政党合作基础的扩大，阶级阵线越来越模糊。19世纪中叶以前，两党激烈斗争屡屡出现。甚至在19世纪40年代自由党和保守党围绕“谷物法”辩论时，双方依然攻讦嘲讽，秽词百出，其立场难以调和。然而，19世纪晚期20世纪初内阁权力一再扩张时，反对党倒显出宽容态度。讨论政府重大决策时，两党之间多次停止攻击、互相协助，配合默契。较为突出的事例有：1870年议会讨论格莱斯顿的《爱尔兰土地法案》时，迪斯累里带领保守党议员投赞成票。1875年迪斯累里为使英国夺取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未经议会许可就借支巨款购买了运河股份公司近一半的股票；反对党对此种漠视议会权威的行动，不仅不加指责，反而在事后予以追认。1880年自由党内阁的《雇主债务法》虽然损害了部分有产者的利益，但在下院仍以绝对多数票通过。1899年保守党政府抛出《劳工赔偿法案》时，在议会竟不经分组投票就轻易通过了（20）。英国大党合作的典型事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联合政府的建立。它汇集了自由党、保守党和工党的头面人物，历史上称为“超级内阁”。是时议会中刁难扯皮现象甚少，内阁动议总能迅速通过。
    促使英国议会大党合作的原因有两个。深层原因是两大政党阶级属性演变的趋同性。1832年议会改革之前，尽管辉格党和托利党上层同属贵族地主，但比较起来，辉格党更多地代表了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托利党主要代表乡绅地主阶级利益；两党斗争不乏阶级对立性质。1832年以后，土地贵族的政治垄断局面开始打破，但贵族阶级的影响还相当突出；下院中地产者的比例虽有所下降，但他们仍是一个人数最多的阶级集团；保守党旧势力同自由党资产阶级的冲突并未超出阶级竞争的范围。1867年第二次议会改革后，政治变革加快，保守党的势力很快扩展到首都和其他工业城市，逐渐演变成一个代表工厂主、商人和银行家的资产阶级政党。1867年下院里保守党中尚有46％的地产者，各类资本家仅占31％；自由党议员中地产者只占26％，工商业资本家达50％。到了1895年，保守党议员中的地产者降至20％，资本家增至52％，从阶级属性看，与自由党已无明显区别（21）。两党阶级属性的趋同性决定了它们之间的斗争只能是围绕一些较次要的问题展开。在重大问题上，如对内抵制工人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外进行殖民扩张，都是持相同立场。只要对有产阶级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有利，执政党的政策即使过分了点，反对党也会予以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