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使大党合作的另一个原因是英国国际地位的变化。19世纪70年代，英国工业垄断地位开始动摇。上层阶级不甘心损失其经济利益，加紧海外扩张。殖民地的增加与否关系到大英帝国的存亡。因此，议会强硬派希望加强国家机器，扩充政府权力，使内阁成为国家强有力的政权核心，以维护其海外利益。1886年，自由党激进派首领约瑟夫·张伯伦就公开说过：“我认为，从军事和帝国的观点来看，民主政府应当是世界上最强有力的政府……问题在于将全权授予它，诱导人民少去役使它，多去依照他们乐于实施的普遍原则和那些能够普遍实施这些原则的人们去作出决定。无论如何，我们的激进主义是期望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帝国政府（22）。新世纪开始后，英德矛盾成为国际霸权斗争中的主要矛盾，英国先后建立了由首相担任主席的国防委员会，殖民地防务委员会和帝国国防委员会，统一财政部、外交部、陆军部、海军部和殖民事务部的行动和指挥。又过数年，世界大战爆发，大党合作空前密切，内阁权势空前强大。
    其四，国王和贵族政治势力的衰落也是近代晚期内阁权势扩张的重要因素。在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国度里，首相和内阁权势的扩张是以王权削弱为前提条件的。那末，标志着英国王权严重削弱的“虚君政治”究竟确立于何时？多年来，我国学者曾受前苏联史学观点的影响，断言英王在1688年政变后不久就“统而不治”，王位“形同虚设”。二战后，英国出版的一些著作却认为，“光荣革命”后英国政治制度显示出“议会至上”的趋势，国王作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权威犹存。王权的彻底衰落仍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其中在1832年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王权和议会之间或呈均衡之势，或此消彼长（23）。国王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仍然不同程度地拥有三种权力：立法权、行政权和任命权。颇具说服力的事例是：头两位立宪君主威廉三世和安妮女王依旧坚持“臣为王仆”的观念，多次根据个人好恶任免大臣，直接参与行政和立法事务。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在位时王权下降较快，内阁制大致形成，但此时政府仍需王室支持，甚至一代名相沃尔波尔亦不例外。他的政敌卡特列特曾对此感慨说：“谁能得到国王支持，谁就可以蔑视一切！”（24）乔治三世即位后，王权炙手可热，他设立专门机构收买议员，豢养了一个被称作“国王之友”的宫廷帮，并屡次干预高层人事变动，使内阁首相不断更换。18世纪末，乔治三世患精神病，时犯时愈，常常不能亲政。小皮特的权力超过英国以往任何一位首相，但他仍不能完全挣脱王权的羁绊。1785年，他提出议会改革案，主张增加选民，废除衰败选邑，遭乔治三世反对，只得把议案搁置起来。16年后，小皮特就爱尔兰天主教徒问题又附署了“解禁法案”，忤犯了王威。面对压力，这位政界强手只好愤然辞职（25）。大量事实表明：直到19世纪初，国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仍是一种不容忽视的权力实体，确实能对内阁制政府起制约作用。
    第一次议会改革后的30余年里，王权不断削弱，责任内阁制日臻完善。但整个看来，此时的英国政治制度的突出特点是议会至上。当国王按宪政传统以“议会中的君主”的身份询查、干预内政外交时，无人非议。1846-1858年间议会党派界限混乱，维多利亚女王一再帮助出面组阁的政党遴选政府要员。50年代初，外交大臣帕麦斯顿恃功自傲，不尊重女王的意见。维多利亚怒火中烧，敦促自由党首相约翰·罗素将其罢免。迟至60年代前期，有些大臣仍敬畏宫廷，常就国是预先禀报女王，征求意见。以土地贵族为主要成分的上院也一再支持多年在野的保守党有意刁难自由党政府。1867年议会改革之后，情况发生明显变化。自由党首相格莱斯顿对女王敬而远之，极少就重要政事向她讨教。一日，当维多利亚对内阁人选表示不满时，他愤然告诉阁僚：“我觉得这是无法令人忍受的，我仅仅出于礼貌才使女王了解这些任命”（26）。海军大臣乔治·戈申竟然说：“政府的最好形式是让女王久居苏格兰，从不干预阁臣”（27）。就连一向对王室谦卑恭敬的保守党首领迪斯累里在汇报政府工作时，也只告诉女王有关政府政策和官员任命的既成事实，对她的建议或非议同样置若罔闻。再后，迪斯累里的继承者索里兹伯里侯爵“对君王全无感情可言”。20世纪第一位保守党首相巴尔福决意不让国王爱德华七世知悉内阁绝密文件（28）。1908-1916年间领导自由党政府的阿斯奎斯，习惯于每次内阁会议之后，以敷衍的态度写上只言片语，呈报国王了事。内阁要员的傲慢态度从反面教育了国王。维多利亚女王在位后期，为回避党派矛盾，便以一副不偏不倚的超然姿态对待党争问题；对大臣们的某些不符合传统的做法和反对派领袖的牢骚只好装聋作哑。到了20世纪初，终于形成了一种新的宪法惯例：国王在政治上必须严守中立，既无权干预内阁重大决策和人事任免，也不得支持在野党反对执政党。这种惯例实际上有利于内阁放手行使国家权力。结果不过数十年，王权对国家政治所起的作用，已变得无足轻重，最后只剩下“被咨询权”、“鼓励权”和“警告权”三项微不足道的权力了。
    纵观近代英国政治体制演变过程还可发现：18世纪首相的出现和内阁制的形成带有明显的偶然性因素，如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对英国政务不感兴趣，多次留居汉诺威，不愿和不能出席内阁会议等等。而19世纪中后期和20世纪初内阁权力的迅速扩张多是由于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发展因素，如选民队伍的扩大、议员成分的变化、两党制的确立、政治改革的广泛进行和贵族势力的没落。换言之，它是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