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卡也积极参与了社会批判学派的组建工作，是该学派的创始人之一。1971年，他协助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在比勒费尔德大学和与该大学有联系的跨学科研究中心，为社会批判学派建立了一个重要的组织基地。1972年，他和韦勒、赫尔穆特·贝尔丁、汉斯—克利斯托夫·施罗德等人一起开始编辑《历史科学批判研究》丛书，使新的批判学派有了表达思想的重要喉舌。1975年，《历史与社会》杂志问世，标志着社会批判学派最终形成。③科卡自然也是该杂志编辑部的一名重要成员。
    社会批判学派声称：“历史将被视为一门同邻近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政治科学和经济学密切相关的历史社会科学”。④与法国年鉴学派和英国剑桥小组的研究相比，新的批判学派更加有意识地努力“不忽略政治观点”，几乎总是把社会经济问题放到政治环境里进行分析。他们深受韦伯的影响，承认意义在社会关系中的主导作用，一个社会就是一个意义的综合体，就是一套社会价值观的体现，它绝不能被简化为数量关系，历史是一门要求定性理解的科学。年鉴学派的研究以工业化以前的欧洲社会进程为中心，社会批判学派则更敏锐地意识到工业化带来的政治和社会伴随物，以及他们自己的国家在上一世纪命运攸关的发展，集中研究紧接着18世纪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以后的历史时期，尤其是对德意志第二和第三帝国的社会发展进行了一系列批判性的剖析。
    当然，必须指出：社会批判学派的“批判精神”是与社会民主派、持改良主义思想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概念有密切联系的，是以承认资本主义制度需要并有能力进行旨在改善和一定程度改变现存社会关系的改革为前提的。因此，他们把科学研究同实践的联系仅仅理解为科学在意识形态上的批判功能，反对直接参与现实政治问题。他们所怀有的社会理想是“人道的合理社会”，是一种“不受保守和独断结构束缚的合理组织起来的”社会，即“民主的”、“有组织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⑤这种社会理想充分反映了该学派的资产阶级属性。
    三
    科卡积极倡导并力行广义社会史的研究。
    从传统的政治史转向社会史，这是战后西方史学发展的一个显着特征。但是，长期以来，社会史往往只被看成是历史学内部的一个分支学科，只研究社会中个别领域的历史。科卡对此持有极不相同的见解，他在一系列理论文章中，详细阐述了他的社会史观，明确地把社会史区分为狭义的和广义的两种，把“社会的历史”（Gesell schafts geschichte）同“社会史”（Sozialgeschichte）区别开来；社会史一方面被确定为局部范围的历史，另一方面被确定为对一般历史的社会史解说。
    科卡认为：狭义的社会史主要研究社会结构、进程和行为的历史，研究阶级、阶层、团体和它们的运动、冲突及合作的发展情况。它涉及诸如工人和工人运动、企业劳动关系、职业化趋势和职业结构、家庭和社会化、人口流动和生殖行为、结社和利益集团、空闲时间的活动和上代人与下代人之间的关系，涉及集体的心态、社会升迁、妇女解放等问题。狭义的社会史往往与经济史紧密相关，经常是社会经济史专业的一个整体因素。⑥科卡指出：这种作为个别史的社会史，过去多年来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而且是一个有所发展、有所进步的领域。但是，如果从社会批判学派的观点看，狭义的社会史缺乏必要的综合能力，根本无法说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精神诸因素的相互影响和相对重要性，无法说明历史学各个分支学科之间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的关系。因此，必须大力提倡广义的社会史（整体社会史）研究。⑦
    科卡认为：当前的社会史研究迫切需要广泛的综合和此类综合相关的理论。整体思想，即使一种暂时的、其观察角度和论据都需要修正的整体思想，是准确理解局部领域和个别问题的前提；任何不能说明这些领域和问题在整体系统中的相互关系和地位的分析，都是不完善的分析，都有歪曲事实的危险。与大多数系统的社会科学不同，历史科学坚持研究各种不同现象之间充满紧张关系并且自行转化的原因、表现形式和后果，在充分注意整体的情况下，研究局部领域和个别问题。就是说，要把历史事实当作一个可以区分为若干子系统的、自行发生变化的整体系统（等于广义的社会）来理解；在这个整体系统中，狭义的社会起着主要的、决定其他子系统（即使相反由其他子系统所决定）的作用，它是一种由社会经济居间调解的，包含需求、利益、依赖性、合作和冲突等因素的子系统，它自黑格尔起被确定为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区别”。⑧
    在这里，科卡完全接受了维纳尔·康策的结构史观察方法和研究方法，⑨要求对各种关系，“状态”、超个体的发展和过程进行观察探讨，少研究偶发事件或个体。要求多注意历史中人物行为的条件、发展变化的余地和可能性，少关心个人的动机、决断和行为本身。要根据描写和说明的方法来阐明问题，不要根据文件解释的个别意义来理解问题。特别是要关心“凝固”的、很少变化的现象，不必关心经常变化的现象。
    对于这种主要运用结构史观察方法，“以社会史为根据的一般历史的解说”，科卡建议用“社会的历史”的概念来表示，⑩或称其为“社会结构史”。（11）它是一种有关社会整体历史的社会史，即研究整个社会历史的社会史。它研究的不是局部领域的历史，而是从社会观点出发来探讨的一般历史。它的研究对象是广泛的、综合性的，但要从合理的研究需要出发，应把研究课题分出轻重，要在全面观察下，确定研究题目。总之，社会结构史从其本质上来说，应当研究的事实范围是多种多样的，包括物质条件、人口结构、经济增长和循环、社会阶级、社会阶层、社会团体的变迁以及同盟协调关系和抗议运动、冲突，加上社会化进程、行为方式、集体心态、政治机构和意志形成过程，还有艺术、宗教和科学领域的变化。按照社会结构史本身的基本思考方法去研究问题时，不论研究哪一类事实范围，首先都要同社会的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关系结合起来进行考察，特别是要把着眼点置于整个历史内部有突出影响力的事物。
    “社会的历史”这个词不是一种创见，它自19世纪就被广泛应用了。关于社会历史的讨论也并非从原联邦德国发起，而是起始于英国和法国。就整体地理解历史，建立范围广泛的社会史的主张而言，科卡的社会史观同年鉴学派和英国新社会史学派的社会史观如出一辙。“社会的历史”概念在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鲍姆那里也有过明确的表述。（12）但是，英国史学家满足于开列实用的、直观的有关重要事实范围和活动场所的清单，对疑难问题进行深入的方法论探讨实际上并不成功。法国史学家的“总体史”概念未被明确定义，费弗尔关于“全体部分构成的历史”的设想，无疑严重地忽视了历史研究理论范畴的重要性。（13）同英国和法国史学家不同，科卡从一开始就十分强调理论在广义社会史中的重要性。在他看来，由于广义社会史的研究对象极其庞杂，涉猎面非常广泛，所以，必须对有关史料知识进行筛选和组织，需要说明有关事实因素同时和非同时方面的因果关系。科卡认为：为了避免淹没在资料堆里或毫无节制地追加个别方面，必须用特殊的理论范畴和工具，对整个社会或类似的复杂系统（例如城市）作出历史分析（或概括）。这种理论工具可以为选择“主要的”史料和界定研究对象提供标准，可以为联接被研究的事实因素提供可以检验的假设，可以为正确的分期提供线索，可以为在各种各样的社会之间进行比较提供概念工具。科卡特别指出：“必须把宽泛的理论与附加的、针对社会局部问题的特殊理论和解释模式结合起来，引导人们运用这些理论和模式，或者至少不阻碍它们的运用”。（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