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承认，科卡的广义社会史是一种高度综合化的观点，具有很强的调节能力。但是，如果从马克思主义出发来评价这种社会史观的话，它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主要表现在当它利用结构史观察方法构造整体社会时，只把社会经济当作与政治、文化等并列的子系统之一。这样，它虽然承认社会经济因素在整体社会中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主张从社会经济开始构造和综合历史事实，但仍不能正确说明社会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不能说明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相反，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经济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决定的，它同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不是并列的，而是基础和上层建筑，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5）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观点。此外，科卡也深受韦伯的影响，以为社会科学概念不直接反映现实，而是历史学家为了调整和说明真实现象用启发法自己拟制出来的，理论只是历史研究的一种工具，主要是在理想类型意义上加以利用的。这种观点带有唯心主义色彩，是有缺陷的。
    四
    19至20世纪的德国职员史是科卡经验史研究的主要课题。
    职员本来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在德国，有关职员问题的社会学讨论早在本世纪初就已经出现，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得了较大进展，明确地把职员阶层从整个雇佣劳动者阶级中划分了出来。然而，这些讨论始终没有从理论上对职员阶层作出分析，甚至也没有提供关于职员概念的完整的定义。社会学家还一再尝试找出所有被称为职员的人的共同性，力图说明工人和职员的差别。
    科卡试图从历史的角度，解答职员社会学研究所提出的问题。他首先从德国工业化过程中，考察了职员阶层的形成以及工人和职员的差别。科卡发现：作为企业内部的团体，职员早在工业化的第一阶段就已经出现（19世纪30年代），少数雇员——簿记员、工程师、出纳员、登记员、车间领班、工头、文书、绘图员、书信员，等等——以一种特殊的法律地位高居于其他工业雇员之上，具体表现是：职员的收入是薪金而不是工资，他们可以按照资历的高低定级，他们的工作位置比较保险，劳动时间和所受监督较少，他们在企业早期的养老金和保险金方面享有优先权，还可以度假，享受其他的企业福利，这些福利为职员提供了在某些方面与国家官员类似的好处。科卡指出：工业企业至晚在引进完备的会计和帐户制度后，就是说在基本上脱离了手工工场并向资本主义工厂转折时期，便开始把薪金收入者（职员）和工资收入者（工人）区别开来。因此，职员是工业资本主义的直接产物。（16）
    随着德国工业化第二阶段的开始（自19世纪70年代起），企业规模不断扩大，标准化生产迅速发展，企业广泛采用了官僚政治的组织技术，在企业管理上制订了许多规章制度（劳动制度、指导、岗位条例、聘用标准和操作规程等等），所有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手工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分离，扩大了系统的劳动分工，职员人数及其在整个雇员当中的比例显着提高。1866年在柏林西门子和哈尔斯克公司的165名雇员中，职员占13名；1873年，在大约580名雇员中，职员占近50名。（17）1890年，工人总数为2540名，职员为360名，工人和职员的比例为7.1∶1；1895年，工人为3470名，职员为685名，比例为3∶1。（18）职员的社会性团体也开始出现。1881年，第一个跨企业的“德意志私人官员协会”（马格德堡）宣告成立，它主要是由簿记员、工程师、车间领班、护厂员、管理员、科研助手等人组成。（19）到德国工业化的第三阶段（从90年代中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一个明显区别于工人的职员阶层就完全形成了。1911年，职员保险法颁布，它不仅使职员团体在保险方面享有超出工人的特权，而且也第一次对职员概念作了法律定义。（20）在这里，从立法上出现了一般旨在加强全体职员的共同性并严格地与工资劳动者区别开来的强大作用力。
    科卡着重从德国前工业的、前资本主义的官僚政治传统和德意志帝国工业官僚政治的框架结构上，对职员阶层的社会地位和心理特征进行了分析说明。他也通过与英、美诸国的对比，指出了德国工人和职员的特殊性。科卡认为：一个国家的前工业史影响着它的工业化进程、速度和特征，前工业统治集团的兴趣、态度和行为方式更是决定经济发展进程和社会经济转变的重要因素。与盎格鲁—萨克森国家不同，在普鲁士，在工业化很久以前，存在着一种训练有素的强大的官僚政治。德国的工业化并没有同官僚政治产生多大矛盾，相反，却是在官方的领导和监督下，通过国家管理的强大影响和推动而进行的，官僚政治的组织方式、行为方式、精神和样板因之渗透到政治和社会的所有领域。经验研究表明：无论是雇主对待职员的态度，还是职员的自我意识都是以官员模式为根据的，这一点充分体现了德国工业化的官僚政治传统。职员从意识形态上把自己与享有声望的国家官员等同起来，把自己的活动标榜为“精神的”，把自己的职责说成是为公司“官方”服务的，并且以其权威承担者自居。在德国工业资本主义的扩张阶段，许多工业主继续以前工业的理想和封建农业产地的生活方式为根据，而雇员当中的一大批人也同样依照前工业的、官员类型和官僚政治的模式行事，他们很少追求资产阶级企业的价值观，如冒险、首创、竞争和个人负责等等。与许多企业主的封建化趋势相对应，也出现了企业主的职员的官员化趋势。这种类型的职员在英国和美国历史上是不曾出现过的。因此，德国的职员也被同时代人称为“私人官员”（Privatbeamter），这个概念比英语的“白领雇员”（White collar employee）概念更清楚地表明了德国职员的特征，及其与工资劳动者的区别。科卡指出：与其他可比较的工业国家相比，在德国，工人和职员之间的差别更为突出，这是一个社会现实。普鲁士德国社会的官僚政治传统为迅速发展起来的职员中间阶层——私人官员——提供了集体的自我鉴别模式，成为他们特权化要求和脱离工人的基础。面对迅速成长起来的、激烈的社会主义抗议运动，面对一个尚未完全同化到资产阶级社会而以革命姿态出现的无产阶级，大部分职员都强调他们的资产阶级属性，站到非无产阶级的、反社会主义的阵营里去了。（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