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卡还进一步考察了职员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探讨了由工人和职员的差别所造成的对立和冲突的社会政治后果。科卡认为：德国职员借以对1918至1933年间的社会经济变动和经济危机作出反应的抗议，抗议的规模、色彩、程度和斗争方向，部分地也要从官僚政治传统的影响上来说明。在此基础上，德国职员形成了一种特殊意识，即竭力把自己与工资劳动者区别开来，并追求某些特权。这种特殊意识使职员把经济组织的现代化、“合理化”（尤其自1924年起）和与之相关的公事化、专业化以及对职员活动的多方面控制，包括工人与职员在收入、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等方面的持平现象，都看成是人格和地位的降低、地盘的丧失、威胁和“无产阶级化”。他们害怕这些经历，企图阻止这些发展趋势。这种特殊意识也使职员在通货膨胀、大规模失业和经济危机的灾难性形势下，产生了双重的敌对态度：一方面是反对无产阶级、反对平均主义和社会主义态度，另一方面则是反对当权者和政府、反对雇主和资本的态度。在魏玛共和国末期，工人和职员的差别成为极其重要的社会政治分界线，职员同城市个体经营者和农村农民一起，成为民族社会主义（纳粹）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对于共和国的覆灭和法西斯主义政党的篡权起了很大作用。（22）
    综上所述，科卡的职员史研究确实有许多独到之处，它把职员史“当作德国社会史的一部分来写，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写”（23）具体而且详实地描述了德国职员阶层的产生和发展情况，深入分析了职员阶层的心理特征，精辟地指出了在德国近现代史上工人和职员的差别，进而从一个侧面探讨了纳粹主义在德国盛行的条件问题，使人们对“德意志的灾难”和德国的“特殊道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阶级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基本方法之一。运用阶级分析法不仅要分析每个历史时期各个主要阶级，而且也要分析各阶级中的各个阶层，分析各个阶层之间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的差别，分析各个阶层形成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作用。在这方面，科卡的职员史研究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例如，在研究法西斯（纳粹）主义的阶级基础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在1930年纳粹党的追随者当中，工人占23.3％，职员和雇员占24.4％，独立业主占18.9％，官吏和高级职员占7.7％，农民占13.2％，青年大学生和其他人员占9.9％。（24）职员与法西斯（纳粹）主义有着明显的亲合性。因此，应当对职员阶层作出更深入的分析。
    五
    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社会进行总体分析，是科卡把社会科学的理论模式运用于经验史研究所做的一个方法实验，即检验对于分析一个分析一个整体社会及其短时期内的变化，某种从社会科学理论中引申出来并根据研究对象作了适当修正的模式可以发挥什么作用。科卡试图运用阶级社会的模式，考察经济、社会、社会心理和政治范围内，社会阶级、阶层内部结构和相互关系，尤其注意它们在战争中和由于战争而发生的变化。探讨在生产和分配过程中的重大社会变动，探讨不断变化的、决定社会阶级、阶层和团体形成的经济因素，探讨某些阶级、阶层的特殊态度、期望、自我意识、希望和抗议潜势的转变，探讨社会阶级和团体之间不断变化的联盟与冲突、斗争与妥协，探讨处于社会阶级和团体的对立之中的国家地位，探讨世界大战条件下社会和国家关系的变化。
    科卡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和团体的阶级属性，或他们的阶级地位，是由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即占不占有私人财产，对生产工具是否拥有支配权），这种阶级地位反过来又成为阶级利益的决定因素，阶级利益是客观存在的，或“潜在的”，往往不被人们意识到。在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基础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阶级利益，并由此构成了资本家阶级和雇佣劳动者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阶级对立影响着生产关系，而且渗透到社会现实的各个方面，因为，阶级地位决定着阶级成员通向各种各样生活机会的渠道，例如收入的多寡、消费的优劣、教育水平的高低、法律地位和政治权力的大小等，所以，国家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统治工具。此外，阶级地位和阶级对立也决定着人们主观的、或“声明的”兴趣、期望和意识、观点和态度以及属于某一阶级成员的自我认识，决定着阶级组织和为实现阶级组织的目的或扞卫阶级组织的利益而采取的各种各样的措施和行动。当被统治阶级的经历感觉或意识到他们的合法要求与现实生活有很大距离的时候，阶级对立便会表现出强烈的阶级紧张关系，并导致阶级冲突。在这里，国家主要是被用来服务于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在战争期间，阶级对立日益明朗，阶级紧张关系不断升级，阶级冲突越来越激烈的总趋势，最终会导致革命的爆发。（25）不难看出，科卡的阶级社会模式“归根结底是从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中引申出来的，但被做了典型化处理，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思想关系”。（26）科卡承认，阶级成员和各阶级的对立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所决定的，承认主观的“阶级立场”促进了对其阶级利益的主观意识，承认阶级组织是根据各自的阶级利益组成的，这些利害关系决定着在政治行动中表现出来的阶级冲突的具体形式。但是，科卡认为这一模式并未提供一种马克思认为可能的、关于实际发展过程的客观复制品，而是制定了一个理想类型，这一理想类型可用于鉴别和分析“历史事实的某些成分和因素”。（27）因而是启发式的工具，不能证明是否真伪，而仅能同现实相比较。这就等于否认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理论的客观实在性。
    科卡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并不足以解释战时的经济政策。尽管国家“显然”是由经济上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所操纵的工具，但实际上，官僚政治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作为一自主的因素发挥作用。面临战争的危急状态，政府决定中的自主成份变得更明显了，由于国家建立了对于经济的控制，为了追求战争的胜利，与战前相比，它更经常地贯彻执行一些与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背道而驰的政策，以适合工人的要求。（28）事实上，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否认国家的自主性，当互相斗争的各阶级达到“势均力敌”的地步时，国家权力就会“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29）在帝国主义阶段，尤其是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国家可以运用政权力量巩固和发展自己的经济基础，组织、调节、干预经济生活，维护社会秩序，调节社会矛盾，把阶级斗争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使社会陷于混乱和崩溃。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改变国家的阶级实质，“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30）是统治阶级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