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荒殖民活动促进了德国社会经济的繁荣，也扩大了德国远程贸易的范围。商业活动具有很强的渗透力和吸收力，那些善于经营的商人，很快就学会了用地方的农工产品补充远程贸易，以获取更多的利润。11世纪，在德意志境内建立了众多的远程贸易集市。这一时期的远程贸易已经不同于10世纪以前，它不再仅仅是输入东方的商品，同时还贩运各个地区特有的农工产品；销售的对象也不再单单是王公贵族和教会，商人大量收购农村手工业者的产品，同时还提供给他们生产所需的原料：纺织工匠可以从商人那里得到羊毛，漂匠和染匠可以得到肥皂和染料。尽管拥有大量土地和大批手工作坊的封建领主也把他们的剩余产品投入到贸易中去，并且给予贸易以一定的保护，颁布法令规定商品的价格，改进和调节贸易的流通，但这仅仅是他们作为谋取财源的一个来源，真正把农业手工业产品纳入商品交换轨道中的是商人，特别是远程贸易商人，商人以地方农业手工业产品补充远程贸易，扩大了商品流通的范围，涉及社会的各个阶层。
    农工产品的销路被打开了，反过来又刺激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致使那些具有半农业性质的农村手工业者完全从农业生产中游离出来了，成为专业手工业者，以生产和出售手工业产品为职业。出售产品和购买原料的需要，使他们认识到地理位置的重要，维克是他们最理想的迁移处。维克有交换商品的市场，地理位置优越，更重要是维克享有国王的特许权，受国王的保护。829年， 虔诚路易的文件中就提到，一些手工业者（artifices）迁到沃尔姆斯的维克（24）。远程贸易把那些在农村中成长起来的、享有人身自由的、完全的专业手工业者吸引到维克周围，他们带来了生产资料和生产设备，维克的人口增多，范围也不断扩大，不再仅是商人的居住地和货栈，而是成为一个地区的商业中心和手工业中心。在城乡之间产生了明显的分工，农村专门从事农业，城市则专门从事工商业。城乡之间也有了明显的差别，“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25）11世纪，德国的一些重要城市，如：法兰克福、弗赖堡、慕尼黑、伊贝克、韦尔斯、亚琛、杜伊斯堡、纽伦堡、维也纳、莱比锡，等等，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复兴起来的（26）。可见，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远程贸易的扩大奠定了基础，而远程贸易的扩大则为城市的兴起提供了经济条件。
    四
    德国11世纪城市兴起的意义，不仅在于城市成为商业和手工业的中心，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具有与农村完全不同的法律地位和社会组织，“没有哪个时代有过象中世纪城市的社会、经济组织与农村的社会、经济组织之间那样鲜明的差别”（27）。城市市民的组织形式是在城市自治运动的斗争中逐渐完善的，在这个斗争中远程贸易商人始终居于领导地位。
    德国城市制度的发展与法国城市制度的发展有所不同，“法国在中世纪是封建制度的中心”（28），封建制度的发展比较充分，城市的兴起和城市制度的发展与采邑制有着密切的联系。9-10世纪， 法国的城堡都是建造在地方领主的私人领地内，城堡的主权属于地方领主，城堡服从的是庄园法（29），城堡居民的人身依附关系较强。采邑制本身具有潜伏的离心力，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地方封建主的独立性日益增长，王权被削弱，形成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一时期法国社会矛盾主要反映为王权和地方封建主之间的斗争。因为“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而与分裂成叛乱的各附庸国的状态对抗，在封建主义表层下形成的一切革命因素都倾向王权，正像王权倾向他们一样。”（30）因此反对封建领主的城市自治运动与加强王权的斗争相结合，王权和市民结成联盟，这个联盟对法国此后几个世纪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德国的城堡大多数是建立在王室的领地上。德意志的城堡的主权多属于王室，由国王的代理人伯爵或者主教统治（31），城堡居民在王权的保护之下有比较大的自由。中世纪德国城市的经济中心是集市（mercatus），在集市上从事经济活动的是商人，首先是远程贸易商人。远程贸易商人从一开始就在德国国王的保护之下，通过国王授予的特许权，商人的人身自由得到承认，他们有迁徙自由，有财产继承权。恩格斯说：“只有能够自由地支配自身，行动和财产并且彼此处于平等地位的人们才能缔结契约。”（32）有了自由，商人才能在此基础上结成自己的组织基尔特或者汉萨。10世纪，在德国以出售自己生产的产品的手工业者与商人之间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的活动中心也在集市，法律地位与商人相同，受国王的保护，享有人身自由，在国王的法权之下，他们也加入商人基尔特，他们和商人都被称为集市人（mercatores）（33），集市人只须向集市所在的城市领主或者集市领主交纳不需要承担任何封建义务的保护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