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着美国人中的饮酒情况
                    标准大城市统计区非标准大城市统计区
    是否常饮酒是76% 是50%
                    否24% 否50%
    是否常饮酒过量是26.3% 是45.5%
                    否73.7% 否54.5%
    资料来源：全国民意调查中心，1980～1982年。
    在全国各地的大中心城市都有许多非常有活力的、相当成功的印第安人社团。尽管这样的社团并不是同样的模式、也不是完全成功的，但现有证据可以对过去有争议的问题做出说明：在大城市中有许多健康的印第安人社团的观点是正确的。
    就全国范围看，80年代初期表达低收入阶层要求和全面刺激经济的流行理论是“积极投资”（trickle-down）：取消对经济活动的限制，鼓励有资本的人投资和扩大资本。这些做法最终将会让所有的人，包括社会地位最低的人受益。这种办法的结果尚不清楚，也没有足够的论据能说明这个理论的实际性。事实上，关于低收入的人的情况是自1980年以来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更加恶化。联邦削减了对经济发展的资金援助，使情况更加恶化。H·W·阿恩特写道：“没有一个着名的经济学家曾明确地接受任何类似的理论……，‘积极投资’是一种应当放弃和结束的神话。”在分析这种“积极投资”的基础时，阿恩特认为，更公平地分配经济利益的推动力量不是市场力量。而且为了更公平地分配，政治斗争和政治变化往往先于其他各种运动发生，并伴随着漫长的、严重的冲突和紧张。而我们的证据说明，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政治斗争，但其方向是将导致更不公平的经济利润的分配。
    70年代后期，由于发展保留地的努力以及随之带来的大量工作机会，使得1978～1980年出现了逆向移居的情况。在有些保留地，50％多的工作空缺是由城镇印第安人回乡填补的。而与此同时，在靠近中心城镇的地区，印第安人的就业机会却出现了过剩。这种现象证实了早些时候的发现：如果家乡有了就业机会，相当多的印第安人愿意重返保留地。这充分说明，印第安人管理的保留地和由他们经营的中心城镇印第安人聚居区尽管不十分有效或者成功，但它们为将来的发展聚集了熟练的工人。而且在印第安人社区努力改善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时给了他们相当大的心理推动力量。
    本研究依靠有限的数据论述了联邦政府有关印第安人的主要政策和计划的作用。1970年人口统计、1976年收入和教育情况调查、1980年人口统计是最新的全国范围的调查，这些调查以足够的事实说明了全国范围内印第安人的社会和经济地位。
    所有印第安人，特别是城镇中的印第安人，迫切需要联邦政府进一步努力改善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而仅仅增加拨款是不够的。联邦的新计划如职业培训计划的实行对印第安人一直有很大益处，这不只是因为追加了拨款，而在于为印第安人获得技术和培训增加了选择和额外的机会。这个计划也有助于在保留地和城镇中心之间创造一个健康的移民模式，正如美国印第安人政策评价委员会所发现的：“印第安人不再认为为了工作必须被迫远走他乡。他们趋向于尽可能不远离保留地以获得基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城镇印第安人聚居区的移民模式部分地包含了保留地特点，因此在从保留地生活转变为城镇生活时，就能保持一定的心理平衡。一些研究分析了这种安排并由此得出结论：为生计而远离保留地的印第安人与家乡保持着越来越密切的关系，这是因为与家乡保持密切关系能够弥补因远离家乡而造成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裂痕。”
    城镇中的印第安人认识到，他们正在支持建立一个城镇印第安人中心；他们正在争取到联邦机构工作的权利；他们正在建立与保留地保持密切关系的城镇印第安人社团；他们在不放弃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同时，正在利用自己兼有多种文化的优势。虽然这个新模式还存在某些弊端，但印第安人有了更多的希望和自由。过去的游牧移居模式仿佛又在重演，但印第安人不再是跟着水牛、水獭沿着无尽的田野走，而是在沿着宽阔平坦的高速公路行进。
    （原载托马斯·罗斯编：《北美印第安人的文化地理》，伦敦，1987年版）
    注释：
    ①美国南达科他州西南部的派恩里奇印第安人保留地中的村庄。印第安人曾于1890年和1973年两次在此与联邦军队发生冲突。
    ②美国印第安人的一支，主要居住在缅因州，约1000多人。
    ③美国印第安人中最大的一支，散居于新墨西哥州西北部、亚利桑那州东北部及犹他州东南部，80年代初时人数约有15万。
    ④说明印第安人城市化的一大难题是很难确知居住在某一地方的印第安人的人数、他们居住在那里的时间以及其他相关资料。因此，人口统计署采取了让印第安人自己证明的办法，尽管这样，很多人还是指责1980年人口普查对印第安人的统计不准确。
    ⑤美国人口普查委员会规定的计算单位，它包括5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以及市区人口在5万人以上、全市人口在10万人以上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