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崎在上海期间，通过美国记者艾格尼斯·史沫特莱结识德国记者里希阿尔·左尔格，成为政治上的战友，这对秀实的政治生涯产生了决定的影响。左尔格的公开身份是德国柏林社会学杂志记者，实原属共产国际后转任苏联红军第四部（情报部）的谍报人员。按约定尾崎为其提供有关中国内情、日本对华政策等情报。
    1932年春，尾崎奉调回国，在大阪朝日新闻外报部任职，此时他已成为日本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同年12月，应史沫特莱之约赴北京，推荐川合贞吉到中国工作。⑩
    1933年，苏联出自国际形势变化的需要，由红军第四部别尔金将军派遣左尔格潜入日本，其公开身份为作家、记者、纳粹党员。其主要任务是，了解、收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苏政策，有无进攻苏联的计划，对苏战备陆军及空军部队的改编、补充动向，日德、日美、日英关系，日本重工业状况等情报。（11）1934年春，左尔格通过宫城与德又同尾崎恢复联系，通常两人每月会晤一两次，其所取得的情报不仅及时、准确，并附带分析、判断性意见。
    1934年夏，为适应中国与“满洲”问题日趋重要的形势，尾崎调至新设的东亚问题调查委员会任职。在该会中外务、拓务、大藏、陆军、海军省，以及三井物产、兴业银行、三菱经济所、东京大学等部门均有代表参加。1935年夏，随同调查会访华团一行，赴中国华北考察，翌年，出版了《中国考察纪行》。此间，以“白川次郎”笔名，出版了史沫特莱原著《大地的女儿》一书的译著。在此期间，由美赴华途经日本的史沫特莱曾往访秀实。此后，出自于保密起见，两人中断了联系。
    1936年秋，出席太平洋问题调查会国际会议，其所提《中日关系的新发展》论文，受到各国代表的好评。在会议期间，与牛场友彦，西园寺公一合作共事，彼此提携，成为终生的知心挚友。
    1937年春，经佐佐弘雄介绍，参加“昭和研究会”，继风见章之后，主持“中国问题研究会”活动。曾经提出新体制运动，处理中国事变意见，东亚共同体理论等建议。“七·七”事变后，尾崎向内阁书记官长风见章提出警告：“若日本陷入对华全面战争，则将有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危险。”（12）1937年12月至翌年3月，又作为特派记者，赴中国华中、华南各地进行战地采访，对中国抗战的现状和前途做了深刻的分析和评论。1938年7月，尾崎在内阁秘书官牛场友彦、内阁书记官长风见章的执意劝说下：再三推辞不成，出任内阁嘱讬职务。参与新体制运动，处理中国事变，对苏、对美英方针、日德意三国防共协定交涉等中央枢机决策。1939年1月，近卫内阁因政见分歧而辞职。尾崎与西园寺公一、犬养健等，创立“中国研究室”，并致力于有关中国方面的著述。1940年，在担任满铁调查部东京支部调查室嘱讬期间，又曾三次访华，先后参加了“中国抗战能力测定会议”、“满洲国协和会大会”、“新形势对日本政治经济影响调查会议”。尾崎乘出席上述会议之机，考察了“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的实情，以预测日苏关系的发展趋向。在日本“南进”与“北进”进退维谷之际，（13）尾崎反复强调“对苏进攻无用论”，在“朝饭会”和满铁调查部，多次提出“西伯利亚倾斜论”，并列举三条理由，主张日本不应发动对苏战争。
    1941年秋，近卫文麿对外务当局不能突破日美交涉难关，颇感焦虑，便指令牛场友彦、西园寺公一、松本重治等起草对美交涉方案，甚至暗示其将亲自赴旧金山与美国总统罗斯福会晤，若美坚持其以前要求，则为顾全大局，日本“可不惜从中国撤军”。（14）1941年9月，御前会议通过外交交涉仍不能满足帝国要求时，则可立即对美开战。（15）不过，按照西园寺公一所草拟的“日美协定近卫方案”，日美谈判的前景并不容乐观，一旦日美开战，亦难预测其胜败结局如何。
    1941年，日本公布“国防保安法”后，由于满铁调查部伊藤律的告密，警视厅特高警察开始对尾崎进行监视、跟踪，怀疑其与国际谍报组织有联系。（16）10月14日，在满铁大楼食堂午餐时，发现内务部保安课长村田五郎、特高课长冈崎英诚、警视厅特高部长上村健太郎也在座，尾崎主动与之打招呼，觉察到情况有变。果然，次日清晨，尾崎正在书斋读书时，由东京地方检察厅玉泽三郎检查官，率领特高一课以及目黑警察署数十名警察前来，包围了住宅将尾崎逋捕。继而，左尔格及有关涉嫌人员克劳根、威克里奇、水野成、川合贞吉等，以及西园寺公一、犬养健、田中慎一几名被株连人员，共25人先后被拘捕。
    在当时天皇制法西斯体制下，尾崎秀实被谴责为叛国的“卖国贼”，其家属亦受到歧视，有的亲友怕受牵连而回避，甚至聘请不到承担本案的辩护律师。当然，也有甘冒风险，寄予同情和支援的亲朋好友，如老学友松本慎一、高根义三郎，多方奔走，聘请律师，约见负责审理本案的中村登音夫检察官，申述有关情况。女儿杨子学校的班主任和校长先生，均不顾个人安危，给予亲切的安慰和关照。
    1943年9月29日，由东京地方刑事法庭第九部，以违反治安维持法、国防保安法、军机保护法、军用资源秘密保护法，列举60余项犯罪事实，提起公诉，尾崎对所有指控承认不讳，官聘律师及其本人未进行任何辩解，由审判长高田正宣布第一审判决，判处被告尾崎秀实死刑。
    1943年10月9日，经松本慎一等亲友的努力，聘请竹内金太郎、堀川祐凤为辩护律师，向大审院提出上诉。列举第一审判决中，有对重大事实的误认，错误适用法律条文，以无罪为有罪，量刑不当等四点理由。1944年4月5日，由大审院第二刑事审判长沼义雄宣布第二审判决，驳回被告上诉维持第一审原判。
    1943年6月8日，几经亲友劝告，尾崎向东京地方刑事法庭高田正审判长，1944年2月29日，向大审院第二刑事部沼义雄审判长，先后两次提出“申述书”。 就其此举的动机与性质，褒贬不同，评论不一。日本检察、司法当局，对思想政治犯，不可能根据其言行，实际对国家、社会造成违害程度的客观事实，及其本人的认罪表现，实事求是地予以审理、合理量刑进行审判，而是事先早已定性，然后履行法律手续程序而已。因此，按尾崎属于为共产国际实现世界革命，以“改变日本国体”，“否认私有财产制度”为目的之犯罪，必然要罪上加罪处以重刑的。
    1944年11月7日，尾崎秀实与左尔格分别于巢鸭监狱被执行绞刑。 其遗骨安葬在东京市郊多摩灵园10区一角，树一刻有西园寺公一手笔“尾崎秀实之墓”的墓碑，左尔格的遗骨，则在三年后，由石井花子移葬于多摩灵园17区，由左尔格、尾崎事件牺牲者遗族救援会树一刻有“为反对战争争取世界和平而献出生命的勇士永眠于此”铭文的墓碑，以供人们永远凭吊。（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