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尾崎秀实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论家、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30年代以来，经常在日本《中央公论》、《国际评论》等刊物，发表有关中国方面的政论性文章，逐渐在日本政论界崭露头角。其陆续发表的有关中国著作有：《中国现地巡礼》（1936）、《在暴风雨中的中国》（1937）、《从国际关系看中国》（1937）、《现代中国批判》（1938）、《现代中国论》（1939）、《最近日中关系史》（1940）、《中国社会经济论》（1940）、《东亚新秩序建设理论与方策》（1940）、《东亚民族联合与外国势力》（1941）等。（18）
    尾崎通过对上海社会实际考察，耳闻目睹列强的殖民角逐，深感上海是“帝国主义矛盾的巨大连结点”。（19）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中，“他佩带着朝日新闻的记者袖章，在枪林弹雨中，深入市区，勇敢地跨过路障，穿越铁丝网，清楚地看到了日中两国国民的可怕死斗情景”。无疑，上海事变是日本法西斯主义侵略中国的一次“预演”。（20）
    1936年夏，在出席太平洋问题第六次大会上，预言若爆发中日战争，美英可能站在中国方面，国共可能实现合作。西安事变爆发后，尾崎认为：“不论学良的意图如何，其军队内部对中国共产党呼吁国共合作，组成抗日救国统一战线产生共鸣。此种来自下面的压力乃是兵变的动力”。（21）西安事变则是中国现代社会基本矛盾的直接表现。针对当时盛传蒋介石可能被处死的推测，尾崎预言，蒋可能在放弃反共政策，接受组成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条件下，安全获释，返回南京。（22）“七·七”事变爆发后，尾崎指出：“如今，日中关系正处于最坏阶段，这使关心东亚发展前途的人士深感忧虑。在暴风雨中旋转的中国，成为全世界关注的中心，它对今后世界命运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回顾往昔，日中两国地处毗邻，存在数千年的文化交流关系，通常甚至称两国是同文同种。尽管如此，两国人相互的彼此了解却达到如此低下的程度，实令人茫然费解。”（23）但是，“对日中关系经过冷静的探讨之后，我得出了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结论。……若改换立场而言，或可以说，它是中国社会本身，即广义的中国革命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面对中国向何处去的严竣现实，这恐怕是远比蒋介石政权的存亡更为严重的事实。”（24）这里所说的广义的革命，并非辛亥革命以来的近代革命，而是指反帝反封建革命而言。（25）为了“正确地了解中国，准确地展望其发展前景，建立起日中两国之间的圆满关系，必须放弃那种自以为是的陈腐中国观，以顺应剧变的时代潮流眼光，认真地去观察中国的社会现实”。（26）至于展望中国的前途，“中国是否正在走向没落，甚至一部分中国人也抱有如此悲观情绪。自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西洋人自不待言，在一般中国人、日本人中间，的确存在一种认为中国终将成为一盘散沙而衰落的时代。因中国在反对列强瓜分竞争中，只表现出一个令人可悲的半身不遂的巨大身躯。……但对此我可毫不踌躇地回答，中国社会决不会崩溃，虽在相当落后的中国社会内部存在丑陋的阴暗面，但它终将继续生存发展下去，不仅如此，它或将以新的姿态出现于世界，吾人当可拭目以待。”（27）进而，断言“西洋人被亚洲人打败之日必将到来，而只有汉族才能打败西洋人”。（28）“中国将永远不可征服，陷入战争泥潭不能自拔，到头来吃苦头的将是日本士兵和日本人民大众。因此，不论付出任何代价，也必须尽早结束这一愚蠢的战争。”（29）尾崎就其研究中国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曾表示：“我完全倾倒于从左翼立场探讨中国问题，对我而言，与其说是从研究马克思主义转向关注中国问题，勿宁说是中国问题的现实发展，使我转而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30）
    尾崎在研究中国问题上，强调运用科学的历史观与方法论，否则沿袭大陆政策的传统方法，片面、静止地抓住局部个别现象加以夸大，在一定的模式下，强调所谓东洋的特殊性，这只能使日中问题的解决误入歧途。因此，必须从中国整个社会内部现实的发展变化，人民大众的动态，并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置于整个世界当中，探讨其相互关系以及民族解放这一中心课题，才能取得正确的科学结论。（31）这是秀实研究中国问题的科学历史观和方法论的突出特点。
    1938年，尾崎秀实出任第一届近卫内阁嘱记，这不是政治立场上的动摇，更不是卖身投靠求荣。首先，内阁书记官长与秘书官的执意邀聘，“做为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务希全力协助内阁”处理中国事变。据牛场友彦回忆：“我曾使尾崎与西园寺相议并将其拉入内阁，因此，使其接触政府机密，以致导致如此结局，我均负有责任。”（32）其次，当时对近卫文麿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近卫不但可以在暗中批评军部干政，更期望其能适当控制军部。甚至视“近卫公为日本的科伦斯基，如能维持近卫内阁执政，则日本或可能形成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前提条件”。（33）尾崎秀实与昭和研究会成员，对“新体制方案”的基本构想为：其一，新体制不应形成为新的官僚机构；其二，不应成为现有政党的集合体；其三，应组成从中央到地方的广泛全国性国民组织，以排除军部、官僚、财阀的干扰。为防止出现法西斯势力策动亲军部的一国一党阴谋，西园寺公一、牛场友彦、风见章等建议：“应迅速结束与中国的战争，创建可为东亚带来光明的日本新体制。”（34）为此，支持尾崎提出一个理想的方案。按昭和研究会创建初的宗旨，本是国策性研究组织，但在组织和思想上，缺乏明确的统一方针，虽各种人才济济，但成分复杂，颇有“吴越同舟之感”。（35）该会基本上从革新立场出发，支持实行新体制运动，并且提出过经济新体制计划、东亚共同体理论。有关昭和研究会的性质与作用，指责其为“苏联对日工作的温床”，实乃无稽之谈，但它并无群众基础，而是自上而下的推行新体制运动，这是其根本的弱点。因此，其向政府提出的革新方案，处理中国事变建议，在维护民主、防止战争方面，其积极作用是很有限的。实际上只不过是革新派知识分子的一种精神上的自我安慰之举，何况，更会使一般群众面对法西斯威胁的苦闷，产生某种安心感的错觉。研究会本身，面对法西斯的猖獗而束手无策，只能起到在客观上使法西斯主义获得合理发展的反作用，尽管这并非其成员的真正意愿，但正当他们高谈阔论之时，广大群众却已被军部纳入法西斯战时体制之中去了。（36）前述尾崎方案，由于军部、官僚认为是具有左倾色彩、极为危险的构想而加以反对，宣告流产。其后，几经周折，在第二届近卫内阁时期，通过政治斡旋，在容纳各对立派系势力的情况下，始形成某种联合统一的形式，组成号称新体制的“大政翼赞会”。（37）实际这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政团，为天皇制法西斯服务的御用组织。如上所述，尾崎对日本天皇制国家本质和近卫文麿的政治立场，缺乏根本的剖析与认识，其判断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空想性，这正是他的局限性之所在。
    1938年，由牛场、岸、尾崎、西园寺、犬养等创立的“朝饭会”，每月聚会两次，向政府提出建议与意见，实际是近卫的智囊团。自1939年以来，尾崎先后提出过“东亚共同体”理论、“东亚新秩序社会”构想、“西伯利亚倾斜论”，从其中可以了解其政治蓝图的概貌。至于“东亚共同体理论，是否能付诸实践与发展，固然要取决于日中战争双方的力量消长，国际形势的演变，但关键在于日本国内是否能形成推动这一运动的组织力量。对此是否能予以合作，中国特别重视日本本身能否改变其过去的主张，根本改变其领导精神，不然是有理由不予接受的”。（38）按尾崎预测，日本不可避免要与英美发生战争，初战阶段日本在军事上可能取胜，但若推延至第二年，日本即会因战略物资短缺而陷入困境，出现社会革命危机。在日本的革命力量处于异常软弱的过渡时期，其自身是难以实现此项社会革命任务的。因此，在与英美处于敌对状态之下，已脱离资本主义体系的日本，需要与苏联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合作，彼此互相提携与援助，以这三个民族的紧密联合为核心，进而形成东亚各民族联合的共同体。“这些民族国家，不一定完全成为共产主义国家，做为其过渡形态，如中国可彻底实行孙文主义，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日本可形成过渡的特殊社会主义民族共同体。……此外，如蒙古、朝鲜、满洲民族共同体，当然也是必须予以考虑的问题。……满洲各民族合作，可以转变为共产社会。即此‘东亚新秩序社会’的概貌，本人之意图所在。不言而喻，它构成为世界革命的一环。”（39）尾崎也曾对川合贞吉表示：“我试图将东亚新秩序的理念，直接转变为社会主义的理念。这需要在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紧密提携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当然，不能以为依靠近卫的力量即可以彻底实现的，不过近卫内阁是科伦斯基式的政权，乃是走向下一个政权的过渡。如今，我是近卫五个智囊人物之一，所以，暂时仍应支持这一政权，为不久即将出现的革命政权开辟道路。”（40）他的这种胸怀世界革命，以高瞻远瞩的气魄，敢于大胆提出其政治设想，实不胜令人钦佩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