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崎的东亚新秩序社会构想，就当时的国际状况而言，既存在有为日本及东亚各民族争取自主解放的现实意义，又不能不指出其具有“乌托邦”的色彩。这如果与尾崎的思想方法特点相对照，不难看出其必然会出现矛盾的。尾崎自称其“并非是单纯的国际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还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同时，必须指出，此种在民族独立、统一的基础上，进而形成各民族联合的共同体，此种民族主义，同法西斯主义的国粹主义、种族主义、民族沙文主义是毫无共同之处的。（41）尾崎认为，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似乎存在矛盾，“但两者并不矛盾”。（42）
    1940—1941年，国际形势错综复杂，日本发动外交攻势，相继缔结《日德意防共协定》、《日苏互不侵犯条约》，在日美继续会谈中苏德战争爆发，在日本需对“南进”或“北进”做最后抉择之际，尾崎提出了“进攻苏联无用论”、“西伯利亚倾斜论”主张，其根据是：其一，日本即使占有并非独立的西伯利亚，也要归属苏联政权统治；其二，该地并无日本所需之石油、橡胶等战略资源，只能谋求从南方解决；其三，若将来苏联崩溃，可不必动用武力即可取得该远东地区。（43）显然，这是出自维护苏联免于腹背受敌的利害关系而提出的，从其对日本政府确定“北进无益”、“南进有利”（44）战略方针的影响来看，具有一定的策略性质，尽管在这点上，同天皇制政府的“南进论”有不谋而合之处，但却不能说尾崎是帝国主义膨胀主义者。纵观尾崎的所有政治见解，无论是对中国革命的展望，东亚民族共同体与东亚新秩序社会构想，乃至西伯利亚倾斜论等主张，均属其为使日本不陷入侵略战争深渊，摆脱败局厄运，进而，使日本的无产阶级能与苏联和中国的无产阶级联合；最后，解放并联合东亚各被压迫民族，促进世界革命胜利的这一反战和平思想的延续和发展。（45）
    1930—1932年，尾崎在中国上海期间，与左尔格合作，为其提供有关中国内情（南京政府的军事力量、内政、社会政策、工农业与工人农民状况、治外法权与租界、外交政策），列强在华军事力量，美、英、日对南京政府及各派系政策等情报，（45）对其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保卫世界和平事业所进行的情报活动，应予以肯定。1934—1941年，尾崎对左尔格要求其在日本国内协助其情报活动，经过一度踌躇之后，承诺可继续无条件地合作为其提供有关日本政治、经济、军事及其他一般形势的情报。（47）试分析其思想基础，首先，“采取向共产国际或苏联政府通报，在世界上最有力量进攻苏联的日本内情的对策，如今在日共陷于无能为力、几乎不存在的状态下，做为日本的一个共产主义者，从事此项困难的工作，乃是一项值得骄傲的最重要使命”；（48）其次，为了防止日本法西斯扩大对外侵略战争，协助左尔格打击法西斯、制止战争，为唯一可行之路；再次，国内广大群众不能有效地开展反战运动；最后，则是对左尔格的政治立场与信仰及其高尚品格的信赖和敬服。正因如此，尾崎与一般谍报人员不同，完全出于坚定的政治信仰与崇高的政治理想，不追求财物而分文不取，这属罕见之壮举，令人为之赞叹不已。“左尔格并不是为了金钱而出卖国家机密，假如祖国是指军国主义的日本而言，不言而喻，应说尾崎是出卖了祖国；反之若指占压倒多数的劳苦大众的日本而言，则尾崎不但绝对没有出卖祖国，勿宁说他是为了拯救祖国而献身的”。（49）尾崎自称：“同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和里希阿尔·左尔格邂逅结识，决定了我的人生道路。他们都是忠于其政治信仰，具有坚定事业心的能人。假如他们存有丝毫私心，或企图使我为其所用，我会加以抵制并与之分道扬镳的。尤其是左尔格为人亲切而重情谊，直至最后亦未变节，因此，我是对其寄予完全的信赖而与之合作的。”（50）左尔格则认为：“尾崎是我工作上不可缺少的，也是提供可靠情报的人物，我对他寄予极大的期望。”（51）
    1942年，当日本司法省公布“国际谍报团事件”后，国内谴责尾崎为出卖祖国的“非国民”、“卖国贼”呼声，一时甚嚣尘上。这在当时处于天皇制法西斯专制统治形势下，出现如此舆论导向是并不足为奇的。对此，苏联当局一直保持缄默，自然也不可能做出任何反应。
    战后初期，日本在美国军事占领下，实行非军事化的民主化改革，相继废除治安维持法等反动法令，释放政治犯，军国主义法西斯体制瓦解。1945年冬，在尾崎牺牲一周年之际，《朝日新闻》、《读卖报知》等报刊，发表纪念左尔格—尾崎事件的文章，各界人士集会举行纪念讲演会，犬养健声泪俱下发表演讲，缅怀尾崎的革命业绩。牛场友彦表示：“如果现今尾崎仍健在，一定会为日本做出更加卓越的贡献。”风见章对尾崎的牺牲，深表无限婉惜之意，西园寺公一则慷慨解囊，资助修建灵园。（52）1946年9月，由好友松木慎一主持，将尾崎243封狱中书简加以选编，出版《爱情如繁星》一书，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此时，虽尚不了解左尔格—尾崎事件的详情，但“卖国贼”的咒骂声，则已销声匿迹，一般认为，尾崎所从事的谍报活动，乃是挽救日本民族危难的正义之举，最后却成了军国主义的不幸牺牲者，强调其做为人道主义者的侧面。在《维罗必报告》与《现代史资料·左尔格事件》（53）问世之后，有关事件的内幕始真相大白。并非日本特高警察与德国纳粹为了反共反苏宣传之所虚构，实起因于伊藤律的告密，（54）而使左尔格谍报组织遭受破坏的。
    在尾崎向法庭上诉期间，面临生死关头，在其抱有希望写下内心感怀的心态之下，先后所提出的两次《申述书》，究竟是他吐露内心真情的“自白”，抑或是斗争策略上的“伪装转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申述书》中主要涉及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阶级斗争学说，与历史事实相背”；“大东亚战争最后可以取胜”；“悠久的日本天皇制国体”等。（55）“转向说”认为：“其为人诚实，感人肺腑。但其思想上的分裂，令人为之慨叹，有时其理智与感情失去平衡而颠倒，导致其悲剧性向深层发展。”并对神山茂夫的“伪装转向＝非转向”提出疑问，在其最后的手记《白云录》尚未公诸于世时，恐难以澄清并得出最后结论。（56）尾崎“终始是做为一个自由的共产主义者”评论家、记者，从事文笔活动，以及协助近卫内阁的翼賛政治，从未参加任何党派组织。（57）对尾崎本人不宜以非此即彼的简单公式化，而应全面具体地分析其一言一行加以评论，何况在其世界观的形成变化中，接受过各种思潮的影响，不可能是完人。尾崎自称：“不言而喻，对我而言，思想、主义信仰，乃是生命悠关的问题。这犹如女性的贞操，死而复活，要从根本上改变是非常困难的。”（58）由此可见，为了迎合当局的意向、伪装转向而违心地书写《申述书》，在策略上迷惑敌人，保存革命力量以利再战，尽管其间不免存在有失误之处，但仍然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令人深感遗憾的倒是，当时日本的司法制度不合理，据竹内金太郎律师称：“战前，实行予审制度时期，存在严重的官宪主义。凡属予审所判决之事项，再公审时十分之九九不能加以改变，予审几等于公审。战后，鉴于此种弊端已废除予审制度。尾崎案件正处于予审制全盛，军阀专横擅权时期……尾崎在狱中对我所言，‘如今，大势已去，万念俱灰，以达观识大局，顺应予审官之意图，虽非本意而不得不写手记’，亦不无道理。”（59）
    1964年9月4日，苏联《真理报》初次发表W·马耶斯基的《里希阿尔·左尔格同志》一文，提出：“里希阿尔·左尔格同志，是真正的英雄。是为社会主义和伟大的和平事业建有功绩的勇敢的反法西斯斗士。”同年11月5日，正式恢复名誉，（60）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其他成员亦分别受到相应的表彰。与此相比，尾崎秀实关心日本国家的命运，以及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为亚洲人民的自主解放，反对法西斯保卫世界和平而投身现实的政治斗争旋涡，并为此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今，对这位无私奉献于世界革命事业的伟大反法西斯和平战士，应给予公正的评价，肯定其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