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居民的识字率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而提高了。根据结婚登记材料，1840年，城市男子中有66％的人能签署结婚登记书，到1870年上升到80％（22）。城市居民的识字率普遍高于农村居民。
    同时，工人大众学习文化的热情也大大提高了。在主日学校读书的人数从1815年的45万人上升到该世纪中期的225万人（23）。福音教派创办主日学校的目的本来是要工人信仰上帝和勤勉地工作，但是，与此相反，工人们却把获得文化知识作为争取自身解放的工具。19世纪上半叶在英国兴起的“宪章运动”、“工会运动”、“合作运动”等工人激进运动，就是这种学习热潮的直接后果之一。
    （三）城市是资产阶级激进运动和阶级斗争的中心，城市化促进了国家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城市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的阶级结构。在前工业社会，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是社会的两大对抗阶级，进入工业社会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逐渐取代了地主和农民的地位，形成新的阶级结构。城市化把千千万万不同阶级的人集中到一起，使阶级分野变得异常清晰。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不仅在财富分配上十分悬殊，连居住地域也彼此隔离，一边是富丽堂皇的宅第和幽雅舒适的环境；另一边是拥挤不堪、臭气熏天的贫民窟，如同伦敦东区（贫民区）和西区（富人区）形成的鲜明对照那样。过去人们常用“上层”、“中层”和劳动者来划分社会等级，而今“阶级”一词已被广泛采用，阶级区别、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已成为社会矛盾的现实。在城市化过程中，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超过了土地贵族，他们要求改变土地贵族主宰政治舞台的状况。从18世纪下半叶起，资产阶级掀起了争取民主权利、要求议会改革的激进运动。工业资产阶级提出了改革议会代表的选举制度，废除保护关税制度，实行自由贸易，消除政治领域中营私舞弊现象的主张。城市化对国家政治生活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如果说18世纪70至80年代英国激进主义的力量主要还在各郡有财产的乡绅中间（与较古老的都市力量相结合），那么90年代的激进运动则基本上是城市现象。比如，英国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的支持下，于1832年获得了第一次议会改革的胜利，开始分享政权，在以后几十年的时间里，逐渐把土地贵族排挤到次要地位。1835年，议会通过《市自治机关法》，向非国教的资产者打开了地方政府的大门，许多城市政权逐渐转移到资产阶级手中。1846年废除谷物法，1867年和1884年又进行了两次议会改革，1870年进行文官制度改革和教育改革。此外，还在经济、行政、司法等各个领域进行了广泛的改革。自此之后，英国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确立起来了。可见，英国近代社会的进步是工业化及伴随其发生的城市化所造成的社会阶级结构和政治势力对比发生根本变化的结果。
    我们在肯定城市化是社会的一大进步时，也应该看到，在资本主义和私有制经济条件下，城市化是自发地实现的。因此，伴随而来的一切矛盾和丑恶现象也会在城市生活中表现出来。
    周期性的失业使无产阶级生活毫无保障。城市下层居民住房拥挤，在利物浦，全市足有1／5的人口住在狭窄、阴暗、潮湿、空气不畅的地下室里。在布里斯托尔，通过对2800个家庭住房条件的调查发现，其中有46％的家庭只有一间住房（24）。在工业化早期，城镇贫民区缺乏供水设施，居民们只能从河里汲取生活用水。例如，约克城的居民从乌斯河取水，而在这条河的上游，人们把家用污水和工业废水都倾入河中。城里的井水也不卫生，雨水通过粪堆、臭水坑或城市墓地渗入其中（25）。城市的卫生设施很差，许多街道没有铺砌，下雨满街是泥，晴天尘土飞扬，城里缺乏下水道和垃圾处理系统，臭水塘和垃圾堆比比皆是。恶劣的卫生环境造成霍乱、伤寒、斑疹伤寒、痢疾等传染病流行。1831-1832年期间，霍乱在431个城镇和乡村流行，夺去了31376人的生命（26）。城市的死亡率普遍高于农村。1851-1852年， 全国平均死亡率约为21.8‰，而有些城镇超过了23‰，甚至高达28‰（27）。
    在城市化过程中，盗窃、抢劫等犯罪现象增加。据统计，从1805到1848年，英格兰交付法庭审判的这类犯罪者人数从4605人增加到27816人（28）。妇女卖淫现象也增多，据科克洪估计，1797年伦敦有50000妓女。另据怀特霍恩在1858年估计，15-50岁的未婚女子中，有1／6是妓女（29）。
    城市化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不仅给劳动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而且也损害了统治阶级的利益。例如，恶劣的卫生状况引起传染病流行，既影响工厂劳动员工的不足，也威胁到统治阶级成员自身的生命，城市治安状况的恶化还危及到他们生命财产的安全。从19世纪中叶起，统治阶级被迫采取措施，改进城市管理，加强市政建设，在各个城市装修自来水管和下水道，清除垃圾，铺砌和整修街道。为维护社会秩序，议会还通过了警察法，建立城市警察系统。1839、1844和1856年，就制订了几项加强警察力量的法律，并扩大了其权力和活动范围（30）。
    为改进城市卫生状况，防止恶性疾病的蔓延，从19世纪40年代起，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公共卫生法（1848、1866、1872和1885年），成立全国和地方城市公共卫生委员会，指派卫生官员，加强城市卫生管理，监督公共卫生法的执行。到1853年底，成立的地方卫生委员会不下182个（31）。伦敦、曼彻斯特、利兹、利物浦等城市也分别颁布卫生管理法规。19世纪中叶，在北方工业城市周围开始兴建水厂，专门向城市提供清洁用水。1852和1855年，先后颁布都市供水法、都市管理法和污物清除法。各城市，首先是大城市根据这些法令，陆续改进了城市住房、供水、排污和垃圾处理系统。
    19世纪50年代，有些城市开始改造旧城，拓宽街道、铺砌路面，设置路灯，并对住房建筑实行统一规化。1848年，曼彻斯特禁止建造背靠背式的房屋。60年代，一些市议会获得强制购买和拆除贫民窟的权力。1875年又通过《工匠住宅法》，允许有关当局购买和拆除大片地区的贫民窟，企图改善城市住房过分拥挤的状况。伦敦、曼彻斯特等城市于19世纪中叶开始兴建公园、动物园、博物馆、画廊、音乐厅和其他娱乐设施。这些事实说明，城市化已进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