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古代文明总是与某种形式的宗教崇拜结下不解之缘，世俗政权与宗教势力的关系，自然便成为古代国家社会关系的重要部分，希腊、罗马文明亦无例外。不过，古代希腊、罗马人既不象古代中东人那样坐视祭司特权的膨胀，也不象古代中国人那样听凭世俗君主大施专制淫威。希腊、罗马城邦时期的政、教关系错综复杂，且独具特色。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作出初步探析，如有不当，诚望教正。
    一与崇尚僧侣主义的中东文明或南亚文明相比，城邦时期的希腊、罗马文明（公元前8-1世纪）具有更为明显的现实主义特征。人们可以举许多事实来证明这一点。例如，当东方的天文学还孕育于占星术的母腹里的时候，希腊、罗马的哲学和自然科学却迅速地获得了独立。然而，我们不能据此断定希腊、罗马古典社会是真正的世俗社会。必须看到，古代希腊、罗马人的人文精神，并没能使整个城邦社会摆脱开宗教的影响。从本质上来说，希腊、罗马的城邦政治，仍然是神权政治。这首先是因为，在国家与政府权力的起源问题上，希腊、罗马的公民与古代东方的臣民有着大致相同的看法，他们均认为国家并非凡夫俗子所能缔造，政府权力只能来自神灵的恩赐。
    在希腊、罗马的城邦时期，由于行使政府职能的权力主体不是体现为专制君主的个人，而是作为某种合议制机构的形式出现的公民集体，因此，有关神圣君王的概念，在这里便失去了生植的土壤。但这并不表明希腊、罗马的政府权力在其产生过程之中不需要任何超自然力量的干预。事实上，希腊、罗马人在转向文明社会的途中，也出现过个人集权的倾向，君权神授的观念曾一度为人们所普遍接受。荷马时代的文学作品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于半神半人的“英雄”的狂热崇拜，其实就是早期希腊人神化城邦统治者的一个尚未完成的过程。斯巴达的早期政治家吕库古在其祖国推行政制改革时，曾多次通过阿波罗神殿为自己的专断权力寻找神圣渊源，他甚至捏造了一个关于他自身“不是凡人，而是神”的神谕。他死后便真正享受了神的待遇，斯巴达人为他建造了神庙②。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斯巴达海军司令来山得成了希腊的无冕之王，人们为他修建了祭坛，并把他的塑像与奥林匹亚诸神像排列在一起③。罗马传说中的建国者罗慕洛一直被认为是奎里努斯（和平与国家之神）的化身。传说中的罗马立法家塞尔维乌斯·图里乌斯也把他的世系追溯到沃尔卡努斯（火山之神）④。虽然到了后来，随着王政的废除和合议制政体的建立，对于统治者个人的崇拜开始消失，但对于公民集体和由公民集体所控制的公共权力的崇拜和神化却随之兴起。有人认为，城邦制度是“神授王权”在一种特殊环境下演变出来的东西⑤，这看法不无道理，由于希腊、罗马社会的血缘关系较早瓦解，单个个人及个体家庭必须依靠由地域或财产关系结成的公民集体的力量才能进行正常的社会生活，这便是产生公共权力崇拜的历史前提。城邦时期的希腊、罗马人无疑对公民集体产生了一种严重的依赖感，并进而把它加以理想化和神圣化。希波战争及意大利战争期间希腊人与罗马人的民族主义激情，与这种宗教上的公共权力崇拜不无关系。由于各邦都把所属的公共权力看成是本邦庇护神的恩赐，于是，公共权力便穿上了神圣的外衣，破坏公共权力所受的处罚与渎神罪的处罚完全一致。例如，当苏格拉底的言行危及到雅典某些当权人物的利益时，他所受到的指控却是“不信城邦庇护神”。而当雅典城内大部分赫尔密神像被损毁的时候，政府当局便认为这是一起颠覆民主政治的阴谋。⑥神化的政府权力在完善古代文明和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的确起过积极的作用。显然，在人们尚未学会用理性的方法去组织社会的时候，就必然要借助信仰的力量。政府权力的神化过程，同时也是政府机构的管理效能逐步增强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在神圣权力的机体内部，曾经孵化出“爱国主义”这一古老的政治概念。在专制的国家里，政府权力的神化不仅意味着君主个人权力的提高，而且意味着民族凝聚力的增强，神圣君主日益成为民族利益的化身，爱国往往体现为忠君，忠君则渊源于虔诚。在希腊、罗马的城邦社会里，神化的政府权力则把公民塑造成“政治动物”，公民们以积极参政来表明城邦利益是实现公民个人利益的前提。尽管由于政府权力的分散而丧失了个人崇拜的社会条件，但权力崇拜的条件并没有消失，相反，正由于在这类国家当中普遍缺乏象征国家与民族精神的神圣君主，就更加迫切需要一种维系民族团结和城邦稳定的信仰体系。因此，城邦的世俗统治者也不得不象东方的君主那样经常地利用信仰的力量去支配公民的行为。据李维报道，在共和初期，罗马城被高卢人焚毁，人们正纷纷准备迁都维爱，独裁官卡米卢却利用宗教的感召力成功地说服了人民重建罗马⑦。可见，即使在城邦社会里，行政命令也往往要靠宗教感情的推动才能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