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城市生活被看作是希腊、罗马古典文明的标志，但是神殿作为城邦公共权力的象征，似乎在希腊、罗马人的心目中占居更为重要的地位。在战争过程中毁掉一座城市不一定意味着一个城邦的最后灭亡，只有当城邦神殿被夷平时，居民们才真正感觉到亡国的切肤之痛。据希罗多德报道，埃披道洛斯人历来对雅典负有纳贡义务，但有一次埃披道洛斯人的神像被埃吉纳人偷走了，于是，他们便停止了对雅典的纳贡，其理由是：既然他们的神像落入别人手里，就应该由别人来履行义务⑧。类似的事情在罗马人那里也发生过。据普鲁塔克和李维的记述，在共和初期，罗马在高卢人的强攻之下即将陷落，这时元老院作出了一个决定：集中人力守住朱庇特神殿，只要还有一人生存，就不能中断神圣的祭祀和维斯塔圣火的燃烧。宗教狂热激励了民族精神，于是，留守公民当中出现了争先赴死的动人情景，以血洗神殿实现了保家卫国的神圣愿望⑨。这些故事表明，希腊、罗马人已经把神殿和神像看成是与公民个人命运连结一起的城邦之魂。
    在多数情况下，神殿是公民集会的场所，许多重要的决策都在神像面前公开作出。神殿无疑被看成是城邦公共权力的发源地，任何企图控制城邦政权的党派和个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抢先占据这一神圣的地方，从基隆暴动、庇西特拉图政变，到革拉古兄弟改革，无不以神殿作为攻占的第一个目标。希腊、罗马的移民在踏上一块新居地时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往往是为他们所崇奉的神灵建造殿堂，然后才着手修建住宅、安排生活、组织政府，这种事例在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及阿庇安等人的著述中屡屡出现。这一做法本身证明了希腊、罗马人在对于政府权力的神圣起源的认识方面，与古代东方人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既然国家与政府权力来自神灵的恩赐，那么这种权力本身便必然打上了神圣的烙印，这主要表现为各种宗教势力对于世俗政权的一定程度上的渗透和影响。在早期的希腊各城邦，声名显赫的贵族家族往往通过世袭垄断祭司职位的方式支配城邦政治，他们不仅为执政官提供人选、充当法律教师，而且是神务方面的专家，神界的征兆和人间的正义均靠他们解释和维护⑩。据说斯巴达的监察官最初便是由宗教官员担任的（11），在一段时期内，这一官职的法定权力明显高于徒具虚名的国王，他们借用城邦庇护神的名义，牵制王权、领导长老会议、压制平民，并掌管教化大权，在思想上钳制舆论，剿灭异端，组织和指导整个城邦的宗教生活。随着民主政治的普遍建立，贵族对于城邦政治的影响力减弱了，但由平民管理的城邦政府在处理重大政务的过程中仍然严重地依赖于神意。遍布希腊世界的神谕所--尤其是希腊半岛上的特尔斐神谕所实际上成为民意的最终代表，它们直接参与了城邦事务的决策，并常常成为争执各方的仲裁人。一些城邦的纪年甚至以这些神殿祭司的任职年序来计算。神殿和神谕所在城邦政治当中所占据的这种举足轻重的地位，自然是以其强大的经济基础为后盾的。特尔斐神谕所不仅收取希腊人收入十分之一的供品，而且大量接受外邦人的奉献，甚至主动向求神谕者索取祭物。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已有20多个城邦在该神谕所设立金库，特尔斐城一时成为整个希腊世界的首富（12）。此外，希腊各邦的神殿也是城邦的财库所在，如雅典的帕特嫩神殿就储藏了整个雅典城的贵重物品的主要部分，尽管根据合议制政治的原则，神殿祭司并不是神殿财富的所有者和唯一的管理者，但他们至少可以利用其经济上的便利条件去对城邦政治施加一定的个人影响。根据有关史书的记述，特尔斐神谕所的女祭司曾经拒绝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的合作建议；否决库麦人收留吕底亚人帕克杜耶斯的要求；迫使希巨昂的僭主克莱司铁涅斯放弃了流放阿德斯拉斯的计划，等等（13）。这些大胆的决策与神谕所雄厚的财力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