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20世纪初俄国的民主革命是俄国政治现代化实施的决定性阶段，任务是彻底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进入20世纪，俄国资产阶级的发展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即恩格斯所说的“形成阶级后，推翻封建主义和君主专制”阶段。俄国资产阶级在20世纪初民主革命中的政治表现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从总体上看，资产阶级在政治立场上经历了一个左右摇摆的过程，可具体地划分为3个阶段：1904-1905年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由左向右转；1906-1910年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表现反动；1911-1917年2月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由右向左倾。
    1904年1月，在全民民主浪潮的推动下， 俄国资产阶级的第一个政治组织“解放同盟”成立，代表着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成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政治中心。11月解放同盟组织千人集会，呼吁沙皇政府实施立宪改革，赋予人民普选权，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在1905年1月初的“流血星期日”事件后，解放同盟的左翼分子公开抨击了沙皇政府的残暴行为，要求惩办凶手，立即召开立宪会议。标志资产阶级自由派开始倾向于民主派阵营，明显地标志着资产阶级“所迈过去的界线，因为谁也不再期待尼古拉赐给人民宪法了，谁也不相信这种宪法了”。⑦6月的“波将金号”军舰起义事件推动了资产阶级自由派政治态度的转变和政治要求的升级，“解放同盟”领袖司徒卢威表示：“俄国每一个诚实和有理智的自由派都要求革命”。⑧大资产阶级领袖波·波·里亚布申斯基公开指责：“我们的政府是无能的，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那么广大民众要丢掉对政府的尊敬和信任”。⑨莫斯科工商资产阶级递交了联名请愿书：要求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认为没有宪法，工业就没有保证。自由派人物彼特龙克维奇的话代表了这一时期资产阶级的心声：“在此之前，我们一直希望从上面实行改革，而从现在起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人民，我们必须用简单明了的语言把真实情况告诉人民，是政府的无能和无力引起了革命……我们现在必须勇敢地走向人民，而不是走向沙皇。”⑩当然，资产阶级“走向人民”，是为了利用人民，但是它反映在沙皇政府拒绝改革的情况下，极度失望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的重大转变，即不自觉地将自己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汇合一起，将改革的希望寄托于人民革命的压力。因此资产阶级在这个时期的政治活动应该是全民民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社会影响和给予沙皇政府的政治压力是不能忽视的。正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加入，才真正形成全民族反对专制统治的统一战线，才出现大臣会议主席谢·尤·维特所担忧的形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个俄国已是群情鼎沸……最主要的危险在于，整个俄国都对现状，即对政府和现制度不满，大家都在不同程度上自觉地，甚至是不自觉地要求变革。”
    在人民革命和社会压力下沙皇政府在1905年10月17日被迫颁布《整顿国家秩序宣言》，标志俄国专制君主政体开始向立宪政体的转变，表明俄国政治现代化的重大进展。因而博得资产阶级的欢迎，资产阶级认为他们的政治愿望已基本实现，俄国在法律上已成为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了。资产阶级政党纷纷成立，代表了资产阶级各阶层的政治利益，资产阶级“第一次开始形成为一个统一和自觉的政治力量”。 （12）但是各党派基于政治水平及与政府千丝万缕的联系所提出的政治主张的差别是不大的，都主张渐进的改良，建立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政体，反对彻底推翻君主制和人民革命。资产阶级保守的政治主张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纲领对比下显得苍白孱弱，但是它毕竟也是对专制制度的一种部分否定，符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要求，列宁评价说：“自由派声明的理由可能是肤浅的，自由派不坚决和骑墙的立场性质可能是卑微的”，但是反映了“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知识分子（离开他们，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不可能想象的）的利益与专制制度的冲突越来越大”。（13）而且在人民革命的压力下，资产阶级也不能不审时度势，摆正自己的位置，即“自由资产阶级不得不以事实正在形成的现有关系为立足点来进行活动，开始觉得必须承认革命……客观情势迫使他们站到革命的基地上来，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的立足之地。”
    1905年10月，全俄爆发政治总罢工。立宪民主党在决议中表示：“罢工者的要求，正如他们自己所表述那样，主要可以归结为立即实行各项基本自由，根据普遍、平等、直接和不记名投票原则自由选择参加立宪会议的人民代表，实行普遍的政治大赦……由于目的一致，立宪民主党成立大会认为有责任声明，我党是同罢工运动完全团结一致的”。（15）无庸赘言，这是资产阶级对工人运动的目的和意义的狭隘理解，但是它反映了做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的资产阶级“站到革命的基地上来”了，表现资产阶级自由派对工人运动的积极态度，从而呼应了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
    普选权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典型特征，俄国资产阶级为争取这一权利进行了长期的努力。1905年12月，十月党领袖亚·伊·古契柯夫在选举法改革商讨会上向沙皇呼吁“不应该害怕人民群众，吸收他们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将导致最巩固的安定。赐与普遍选举制是不可避免的，如果现在不实行，在最近的将来也终归要被迫实行”。（16）此时正是莫斯科工人起义枪声最激烈时刻，他的讲话明显地表现了大资产阶级“想利用失败的机会和正在增长的革命，迫使吓坏的君主政权让步，而同资产阶级分享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