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资产阶级在第一阶段（1904-1905）的政治表现？这一阶段是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政治表现最具进步性时期，在错综复杂的各派力量对抗中，它基本上是倾向于革命民主派阵营的，它的政治活动给沙皇政府施加了重大的压力，因而促进了民主运动向前发展。
    但是当莫斯科12月工人起义被镇压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便开始向右转。资产阶级的右转不是偶然现象，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对沙皇政府的长期依赖使它不愿也不敢彻底推翻君主制度，沙皇政府的微小的政治改良已使他们满足，与此同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逐渐上升。因此在人民革命的威慑下，资产阶级“就不可避免地会大批转到反革命方面，转到专制制度方面去反对革命，反对人民”。（18）特别是“六·三”政变更加速了这一转变，在斯托雷平的恐怖统治横行全国，并对资产阶级做出亲善姿态后，资产阶级便投桃报李，完全右转，与沙皇政府全面合作了。
    1906-1910年是俄国历史上的黑暗年代。斯托雷平舞动“波拿巴主义”的魔杖，利用国家杜马内各阶级各党派之间的矛盾，挑起冲突，加以利用，从而使沙皇政府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在斯托雷平的操纵下，大资产阶级的十月党成为杜马中举足轻重的多数党派，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立宪民主党则成了十月党的尾巴。资产阶级满足于斯托雷平强权统治下的残羹剩炙，与地主贵族阶级结成政治联盟，长期充当了反革命帮凶的角色，在立法上支持斯托雷平推行一系列反人民反民主的政策和个人独裁统治。尽管在资产阶级的支持下，也通过了土地改革、地方司法改革、普及初等教育等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但总的说，资产阶级在这一段时期的政治表现基本上是反动的，已为众多的论著所叙论，本文不再赘述。
    需要指出的是，资产阶级与地主贵族阶级的政治联盟的基础是什么？笔者认为是相关的政治利益和密不可分的经济联系。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是建立君主立宪，以改良的途径寻求民主化的发展，因此人民革命的风暴和斯托雷平的暴政都吓坏了软弱的资产阶级。他们不愿推翻君主制度，因为与它有难以割舍的经济关系；也害怕因斯托雷平进一步独裁，而丧失点滴的民主成果。因此迫切希望政治改革能停留在立宪的起点之上，斯托雷平的某些让步恰好满足了资产阶级浅薄的民主要求和政治虚荣心。同时“君主制并不是形式划一，一成不变的制度，而是非常灵活的，能够适应各阶级的统治关系的制度。”（19）无论是斯托雷平，还是地主贵族阶级都明白“正如河水不会倒流一样，要想回到以前的政体是不可能的，现在的政体是过渡性的。”（20）新形势下的明智之举就是满足资产阶级的部分政治要求，扩大沙皇统治的阶级基础，以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况且西方社会已承认国家杜马的立法地位，“俄国股票的持有者只相信杜马”（21）（财政大臣科科夫采夫语）。
    随着1911-1912年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俄国资产阶级在1911-1917年2月间在政治上又经历了一个由右向左倾的过程，但最终没有完全“左转”，而是走向人民的对面。
    “六·三”政变后，资产阶级与地主贵族阶级度过一段携手合作的“甜蜜时光”，但是这个联盟实际上是妥协的产物，具有暂时性。沙皇政府只有不断地在政治上让步，不断地扩大与资产阶级分享政权的范围，才能维持这个联盟。但是波拿巴主义并不能根本弥合两者间的固有矛盾，因为俄国的现实情况是“一方面99％的政权仍保持在专制制度和地主手中与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利益加强的矛盾激化得更加深刻起来，政权依然是旧的，而政治矛盾的总数倒因此而增加了”。（22）而且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自1907年以来，国家杜马在国内和国外的实际影响不是缩小，而是扩大，资产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不是降低，而是不断提高，表现为不仅过问一般的立法议案，而且屡屡干预国防预算和大臣任免。因此资产阶级与地主贵族阶级及沙皇政府的矛盾再度加剧，上升为首要矛盾。顽固派贵族人物缅希科夫在1911年11月的《新时报》上连续发表题为《政权掌握在谁的手中》《来自杜马的失败》等文章，咒骂“踢人的杜马”，（23）要求改组国家杜马。1911年初，斯托雷平为了扶植西部诸省地方势力和增加他在国务会议中的影响，提议由各省自治会选举一名代表参加国务会议，这个议案被国务会议否决，斯托雷平借此宣布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两立法机构关闭三天，公然蔑视代议制。因而“这件事在整个俄国掀起了轩然大波，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都被这种行径激怒了”。（24）国家杜马主席古契柯夫在1911年3月的十月党中央会议上表示：“我们不能做任何让步，在上述情况下与政府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不对此提出抗议，那么我们的作用就是要化为零了。”他还写信给斯托雷平，指责其行为是“公然地破坏国家根本法的灵魂和条文”。（25）这封信公开发表在1911年3月25日的《莫斯科呼声》报上，表明资产阶级与沙皇政府的矛盾再次激化，六·三体制内部出现危机。
    1911年2月11日的《俄罗斯晨报》上发表由莫斯科66个工商资产阶级人物签名的公开信，表示给大学生的罢课行动“以道义上的援助”，支持大学自治，要求停止对学生的镇压。工商业代表大会宣布：“工商业阶级是俄国最优秀的阶级……有必要使工商业居民意识到自身在国家中的政治影响”。（26）从1912年起，立宪民主党在国家杜马中再次以激进的自由派面目出现，重提争取普选权和公民自由权等口号，而且要求改组反动内阁及国务会议，建立责任内阁。大资产阶级十月党也在1913年代表大会上做出决议：利用一切合法手段对政府进行质询，否决不合法议案，拒绝拨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