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资产阶级杜马各党派一致支持沙皇政府的帝国主义战争政策，使两者的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戈列梅金内阁对杜马表现了不同寻常的积极态度，主张撤换受资产阶级弹劾的军队将领，为的是“以利于维护政府同杜马的关系”。（28）但1915年夏俄军在战场上的接连失利使资产阶级大为失望，他们将战争失败的原因归结于沙皇政府的腐败无能，于是再度掀起大规模的政府反对派活动。1915年9月，资产阶级的反对派中心--“进步同盟”在第四届国家杜马中成立，强烈要求建立符合立宪原则，向国家杜马负责的“责任内阁”，沙皇政府予以拒绝，以解散国家杜马作为回答。十月党人、第四届国家杜马主席米·费·罗将科在致沙皇的信中宣布：“政府从此在自己与国家杜马之间筑成了不可克服的障碍。”（29）俄国上层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严重危机，“六·三”体制彻底崩溃，资产阶级做为一个整体开始由右向左倾。表明“已上升为执掌俄国政权”（30）地位的资产阶级不再满足于与地主贵族阶级分享政权，而被迫公开与沙皇政府对抗，努力向革命民主阵营靠拢，以图掌握革命的主动权和领导权。
    但是资产阶级仍未彻底放弃与沙皇政府妥协的可能。1917年2月初，资产阶级仍呼吁政府抛弃“同人民代议制经常扩大分歧的政府”，建立“人民信任的政府”。（31）但是沙皇政府再次宣布解散国家杜马，使两者原已十分紧张的关系再度雪上加霜。此时二月革命已爆发，促使资产阶级与沙皇政府分道扬镳。2月27日资产阶级成立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在《告人民书》中宣布由于政府拒绝改革而导致国内局势混乱，临时委员会“有责任承担起恢复国家和社会秩序”（32）的使命。罗将科以临时委员会主席的名义致电沙皇：“一切机构都不再起作用，它的职能由临时委员会取代”。（33）米留科夫劝说高级军官“大家应当听从唯一的政权，就是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命令”，（34）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沙皇统治的国家机器--军事警察机构的瓦解，仅3月1日和2日就先后有3500名中高级军官宣布：“一致承认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权力”，（35）脱离顽固派阵营。在全民民主浪潮的冲击下，尼古拉终于3月2日宣布退位，统治俄国300多年之久的专制制度终于轰然崩溃。列宁在后来指出：“革命之所以能够这样迅速地和这样--从表面上看来，骤然看来--彻底地取得胜利，只是因为在当时那种异常奇特的历史形式下汇合起来，而且是十分和衷共济地汇合起来了各种政治力量。”
    三对资产阶级在俄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的评价，是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也是以本文篇幅无法涵纳和以笔者水平难以把握的复杂问题。采取何种标准对俄国资产阶级进行评价？恩格斯告诉我们：“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条件中被引伸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37）笔者愿遵循此原则，就上述问题，略陈己见。
    第一，俄国资产阶级做为政治现代化的受益者和参加者，其政治活动对于推动民主化进程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以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1917年10革命前）俄国历史发展的首要任务，俄国资产阶级参加民主革命反映了俄国社会进步的时代特征。列宁指出：“民主革命是不超出资产阶级既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范围的革命，资产阶级革命表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这场革命不仅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38）并且“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利益，必然要产生反对专制制度的自由主义反对派”。（39）俄国资产阶级做为未来“资本主义真正主人”，身处于这样的历史时代和现实环境中，不能不积极地参加到民主革命之中，以图实现其政治理想。因此资产阶级的行动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
    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是推动俄国政治现代化发展的社会合力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初的俄国存在无产阶级革命民主派、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地主贵族阶级顽固派三种政治力量，三种力量的分合较量决定着俄国专制制度的命运，决定着俄国社会的前途。从总体上看，资产阶级在两次民主革命中充当了专制制度的政治反对派，长时期里倾向于革命民主派阵营，为争取立宪改革及民主权利进行了长期的努力。特别是资产阶级在上层社会的政治活动，是造成沙皇统治“上层危机”的主要因素，配合了无产阶级的武装革命，加速了专制制度的覆灭。列宁在评论二月革命前俄国的上层危机时，就肯定地说：资产阶级“就是通过组织反尼古拉·罗曼诺夫的阴谋活动而加速了这一危机的因素”。（40）客观地说，资产阶级在上层社会和统治阶级内部进行的反对派活动，实际上起到了处于社会下层的无产阶级和非法状态的布尔什维克起不到的作用，对此应予以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