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日本人对外来文化的初次反应，是对日本所没有的、外来的新奇珍妙物品的好奇心，是想要使之为已所有的强烈探求心。估计过去日本人对遣隋使或遣唐使带回来的中国文物也曾经有过这种好奇心。
    笔者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复合体文化。因为日本人是把这种珍奇物与其制造技术以及创造这种技术的中国社会和社会机构、政治体制分割开，仅仅作为珍奇物予以珍视的。并没有看到这种珍奇物是从各个国家固有的风土和悠久的历史中，在各自的条件下创造出来的。对外来文化的这种片面的接受方式与后来日本人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是一脉相承的。
    对于从中国传来的文物，儒教或佛教这种形而上的有关伦理道德和宗教的典籍或知识，也是如此。对于《论语》所记述的伦理，各种经卷所记述的教理，也都是只以其为日本所没有而感到新奇，作为仪礼接受而已。至于日本人的人生观为其中所记述的伦理或教理所左右，乃是很久以后的事。从《万叶集》收录的当时的知识分子，如山上忆良等人的作品中，可以了解到这一点。对于儒教，由于不知其在中国形成的原因，便将其误解成中国社会的普遍道德。至于佛教，则以为是以个人的解脱为主，其根本教理并未被日本人所理解。这除了佛教在传入的过程中已经发生变化的实际情况之外，还有其根本原因，即日本人身上缺乏能够接受的素质。
    日本人的这种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直至16世纪以后也无例外，当时日本人开始同新来的欧洲人接触，对他们带来的所谓南蛮物采取了同样的态度。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等战国时期的武将把欧洲传来的珍奇器皿、茶具和日用品之类视为价值连城的玉璧，争相追求，其原因之一也在于珍奇。
    德川时代中期即18世纪中叶以后，日本人才发现这种珍奇器具是科学研究的产物，是经过一番探索和实验的。至于注意到使这种研究成为可能的自由精神及作为土壤的欧洲社会和政治体制，并努力使之成为日本改革的基础，则是进入19世纪以后的事。这时，兰学家们才开始理解西欧文化的本质。
    关于外来文化在日本国内普及的问题，这当然是与传统文化互为表里的，但并非一开始就在日本国内到处普及。在古代，对外来文化的摄取本来是作为政府的活动而进行的，首先是以宫廷为中心向外扩展，然后波及贵族和豪门，通过中央集权政治机构派往地方的官僚，以各“国”首府为中心，进行普及。但众多庶民只有望洋兴叹，无法引进自己的生活之中。就是说，只有宫廷、显贵、豪门和官僚，即所谓的一部分特权阶层才能引进外来文化，有时还包括日用品，而与一般民众无缘。
    史书大多记载着奈良时代之辉煌，称其为引进中国文化的黄金时期。从今天仍收藏在正仓院的大部分珍宝中，我们可以窥见反映这种外来文化的黄金时代之一斑。尽管奈良时代佛教兴隆，南都六宗各教派以各自的寺院为据点致力于教理的钻研，并在全国各地首府修建国分寺，但佛教终究未能渗透到民众之中。即使是传称得到诸多民众支持的僧人行基，他究竟是否靠传播佛教而得到支持的呢？勿宁说是由于他继承了自古以来的传统咒术。他受到当时政府迫害镇压的原因，便可以由此而理解。
    外来文化的这种普及和渗透的程度，并非只限于古代。自提倡文明开化，积极摄取西欧文化的明治维新以后，也一直如此。身穿新式西服的只是官吏，或政府高官的子弟。西式建筑也都是官衙或学校，一般民众并不曾在那样的楼房中生活，也没有使用西式用品。居民大部分仍住在江户时代以来的传统的木结构茅草顶的小屋中。
    至于西欧式的政治和社会理念等形而上的问题，其载体也没有超出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范围。
    这就是日本外来文化在地域和阶层上的局限性。也可以说，即使外来文化已被引进日本社会的表层，但绝大多数日本人还生活在自古以来形成的传统文化之中。因此，外来文化在这种传统文化的压倒优势面前，有时要受到抵制，即使是已被摄取的东西也要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被同化，变得能够与传统文化相适应。
    四、外来文化--变革的重要因素日本的外来文化曾经多次成为国家变革的重要因素，例如大化革新和明治维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改革。那么，外来文化是在什么情况下成为日本改革的重要因素的呢？那就是当周围的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危及日本生存的时候。
    就7世纪中期的大化革新而言，是因为此前在大陆上形成的隋朝大帝国已经灭亡，被唐帝国取而代之。唐帝国的政治势力伸向朝鲜半岛，使朝鲜半岛上各国与日本的关系发生变化，日本受到了军事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