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发现隋朝建立，其势力即将伸向朝鲜半岛时，圣德太子立即派出遣隋使，以维持同隋朝的友好关系，免遭隋朝已经伸向朝鲜半岛的矛头的祸害。另一方面，又摄取其先进文化，加强国家体制。太子之奖励佛教，有其对随之而来的外来文化寄予期望的一面，又有其促进以佛教为中心的国家团结的一面。
    隋朝对朝鲜半岛的统治终归失败，而被唐朝所灭。唐朝势力伸向朝鲜半岛，三韩各国对日本的态度为之一变，除百济外均投入唐的势力之下，出现了各国联军可能入侵日本的事态。派往隋朝的使节耳闻目睹隋亡唐兴的大陆历史变迁，归国后感到国家面临着危机。他们的中国见闻以及学得的知识，不会不成为国家改革的基调。大化革新就是这样进行的。政府实行的是建立以中国为榜样的中央集权制和官僚制等，为确保财源而掌握人民，以及实施班田收授法和统一的新税制等等。
    明治维新的起因恐怕无须赘述。在工业革命后的欧美各国向亚洲进行经济扩张的面前，日本已不可能再维持其锁国政策。如果拒绝开国，日本就有可能在欧美各国的军事力量面前走向亡国之途。如果开国，就必须废除封建制度，在统一的中央集权体制下谋求外交的一元化。而且，不设防的开国在经济上有沦为先进国家殖民地的危险。必须摄取欧美的先进文化，使日本欧化，以求增强国力，这是必然的发展方向。
    曾经是改革要素的中国文化，这时已经变得微不足道。日本为了同欧美对抗，只有摄取欧美的文化。摄取西方文化是在严格的制约下进行的，但由于兰学家们的努力，逐渐了解到其本质，认识到她同东洋文化的差异。日本在开国后不久派往欧美的使节，实地考察了西方。他们的欧美见闻对于在摄取外来文化方面以西方替代中国作出了重大贡献。
    五、两种文化并存与新文化的创造总而言之，日本的以外来文化为基轴的国家改革，是在面临存亡危机之时不得已而为之的对策。其结果，外来文化的影响不仅在政治领域，至少也必然波及到了为政者的日常生活领域。自天武朝克服危机之后到奈良时代，是外来文化隆盛的顶峰期，但由于争取到了和平，所以同时又是传统文化得以出现复苏的时期。从政治方面看，法定的公地公民制逐渐失效，而私有地增加，官僚也在地位上出现了世袭的倾向。
    可以说文化方面也是如此。作为政府的事业而进行的史料编纂，首先完成了《古事记》，稍后又产生了《日本书纪》。两书所记述的对象稍有不同，前者从神代到推古天皇，后者从神代到持统天皇。尽管有如此差异，但为什么两部史书几乎是在同时编纂的呢？笔者认为，这是由于处在克服危机后的和平时代，传统文化抬头，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并存。
    《日本书纪》绝不是单纯的《古事记》的汉译本，而是以中国的正史为典范，采用史书体裁，用准确的汉文撰写的。对于某一历史事实也是采用了在客观上力求事实准确的治史手法。例如以“一书曰”的方式列举许多异说。与此相反，《古事记》虽用汉文记载，但只用其音，内容则完全是日文。也就是说，用汉字的音记载日文（后称万叶假名者即指此）。其内容与其说是历史的记述，不如说是近似物语，而且自古以来的日本人的信仰和习俗随处可见。就是说还保留着浓厚的日本人的传统。
    但是，后来的正史编纂，正象称之为六国史那样，都是采用中国正史体裁进行的，这一点和《日本书纪》相似。这是因为，认为这样做可以显示日本国家的气派，可以看出有一种仍旧尊崇外来文化的风气。但进入平安时代以后，又出现了没有外患的持续和平时期，日本不再编纂正史，而代之以《大镜》、《荣华物语》等使用日本假名的个人著述，到中世纪以后仍连续出现《水镜》、《增镜》等。
    在文学领域，首先形成的是日本人自己写的汉诗集《怀风藻》，接着又有《万叶集》成书。这恰似《日本书纪》与《古事记》的关系，这是日本人亲手用汉字写的长歌和短歌。于是，自《古今和歌集》以后，也理所当然地有一些选编的汉诗集，但在数量方面以假名记载的和歌占选编中的绝对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