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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贵惇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东南亚研究》 于向东 参加讨论

10、《桂堂诗集》。汇集了黎贵惇本人的诗作。
    11、《桂堂文集》。汇辑了黎贵惇本人的各类文章。
    12、《累朝功臣列传》。
    13、《书经演义》三卷。
    14、《四书约解》。
    除上述十四种外,黎贵惇的著作见于各家著录的尚有不少。据裴存庵《桂堂先生成服礼门生设奠祭文》还有:《诸经论说》、《国史继(续)编》、《皇越文海》、《邦交续集》等等,并云其著述之多,“无虑数十百篇”。(14)另据藩辉注《历朝宪章类志》记载及有些现代越南学者的考订,下述著作也是黎贵惇所著:《征西全集》、《增补政要大全》,《上京风物志》、《天文书》,《民政书》、《存心录》、《地理选要》、《地理精言书》,《泰乙卦运》、《皇朝治鉴纲目》,《金刚经注解》,《弘教录》、《武备心略》,《易经肤说》,《历朝名赋》……(15)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著的《越南历史》(第一集)在谈及18、19世纪文化的发展时,介绍黎贵惇说:“他的著作有五十部,包括从诗文到史学、地理学、哲学、医学、天文学、农学等各个领域”。(16)
    为何黎贵惇能在尚不及花甲的一生中,为后人留下丰富的文化遗产呢?首先,黎贵惇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儒学基础。正如其自云:“仆生于安南,见闻未广,但幼奉家训,兼陪贤士大夫游,累代典籍,幸得窃窥旨奥”。(17)在他后来的著述中,不论是儒家经论,还是史家评赞,各种材料都能运用自如,得心应手。他的有关中国历史和哲学方面的著作,或是对于经史之书的摘录,或是附添按语,略加评论,虽少有创见,却也反映出他的儒道之学功底深厚。其次,黎贵惇长期供职于史馆,又曾任郑主府要职,得以接触和利用各种资料,为其著作提供了便利,越南刻书业不甚发达,中国刊印书籍在越南流传又是有限的,由于黎贵惇的出身和地位,他得以阅读“累代典籍”,并能窥见其中旨奥。有人说,为了写作《群书考辨》,他曾“读遍了18世纪所能见到的各种中国书籍”。(18)再次,黎贵惇将读书和著书当作人生的宏大抱负之一,所以,他乐于读书,勤奋一生,并有一套收集、整理材料的科学方法。他勤于阅读,勤于涉录,每到一地,又勤于观察,勤于询访。在顺化六个月公务十分繁忙的情况下,撰成了《抚边杂录》,足见其勤奋精神。平时读书或外出调查,凡有所得,他均随笔记之,交于书童,分类收藏,积累到一定程度,略加整理,即可编次成书。(19)他的大多数著作都是采用这种方法编撰而成的。最后,黎贵惇仕途坎坷,失意之余,闭门谢客,著书立说。几次为官起落的间隙,也使他有了专门收集材料读书著书的时间。
    黎贵惇的文史著述大多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这些著作中的许多论述和各种观点,正是我们研究黎贵惇的学术思想的第一手资料。
    二、哲学、政治思想
    包括越南在内的古代东方“汉文化圈”的封建文化,基本上是以儒、道、释为主要内容而构造起来的。作为一个封建士大夫,黎贵惇的著述宣扬和传播了儒、道学说,其学术观点,也在很大程度上受中国封建士大夫的影响。
    在黎贵惇宏富的著述中,不少是论述哲学问题的。(20)后黎时间,封建统治者崇儒重道,因此,黎贵惇的哲学著作主要涉及儒、道诸家理论。但这些著作多是抄录转述,述而不作,这同越南封建时代整个哲学发展的水平是相适应的。封建士大夫在一定的范围内传播了以儒、道为中心的中国封建文化;在哲学方面,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和哲学著作。陈朝的朱文安,后黎的阮秉谦,18世纪的“海上懒翁”黎有卓,罗山夫子阮捷等人均关心到哲学问题,但并无哲学著作传世,这就使得黎贵惇在越南古代哲学史上独占鳌头,成为“越南思想界在哲学方面著述最多的一个人”。(21)
    黎贵惇对于儒家理论的介绍,最为重要的是关于宋儒“理气”说的评介。朱熹发展了二程学说,以理气之说来解释宇宙万物,成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一方面,他认为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气本无先后可言”,“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22)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23)他还更明确地说道:“有是理,后生是气。”(24)“有理而后生气,虽是一时都有,毕竟以理为主”。(25)黎贵惇抄录介绍了朱熹的观点,并在这些观点的基础上,一反理为本的思想,提出了理因气而生,理存于气中,有气然后有理,理仅为气之属性,无气则理无所依的看法。越南学者据此认为黎贵惇表达了唯物的哲学观念,但“由于历史的限制,黎贵惇不可能超越宋儒的哲学思想”。(26)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儒家学说中“民为邦本”的观念早已为越南封建士大夫所接受。早在陈朝时,病笃中的陈国峻,即向前去探视的陈英宗提出“且宽民力,以为深根固柢之计,此守国之上策也。”(27)黎贵惇也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1773年,因干旱无雨,他进呈五条,提出要仿效古人“取礼而祈於神,取德而宽民力”,以求消灾祈福。他在《书经演义》中写到:王官所用皆取于民,如知稼穑之艰辛,必能惜物,用有所限,弃奢华,戒挥霍,亲躬节俭,不为无益之事。若不明此理,必然好逸恶劳,豪华奢侈,伤财害民(28)。出任顺化协镇抚后,他提出治理顺化的首务在于“奠民居,因民俗,通民利,祛民害”。(29)黎贵惇能够看到劳动者的艰辛,指明社会财富的来源,并在自己的施政实践中,将便民除害置于首位,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越南学者认为,早在黎贵惇之前,“阮荐已经指出人民是根本,是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力量,是朝代更替的推动力,而黎贵惇由于读书和本身的经验,也多少看到了人民的巨大作用”。(30)这种评论,略有将古人现代化之嫌。实际上,越南古代的封建士大夫,不论是陈国峻、阮荐,还是黎贵惇,都是从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本意出发,力谏统治者要有所收敛,以便“永享天命”。黎贵惇出仕顺化期间治民首务的最终目的是要使民各有其业,安土重迁,静而不动,达到“一境皆宁”,(31)也说明了其民本思想的实质。这种民本思想不仅影响到黎贵惇为官一方的施政实践,也体现在他的人才吏治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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