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桂堂诗集》。汇集了黎贵惇本人的诗作。
    11、《桂堂文集》。汇辑了黎贵惇本人的各类文章。
    12、《累朝功臣列传》。
    13、《书经演义》三卷。
    14、《四书约解》。
    除上述十四种外，黎贵惇的著作见于各家著录的尚有不少。据裴存庵《桂堂先生成服礼门生设奠祭文》还有：《诸经论说》、《国史继（续）编》、《皇越文海》、《邦交续集》等等，并云其著述之多，“无虑数十百篇”。（14）另据藩辉注《历朝宪章类志》记载及有些现代越南学者的考订，下述著作也是黎贵惇所著：《征西全集》、《增补政要大全》，《上京风物志》、《天文书》，《民政书》、《存心录》、《地理选要》、《地理精言书》，《泰乙卦运》、《皇朝治鉴纲目》，《金刚经注解》，《弘教录》、《武备心略》，《易经肤说》，《历朝名赋》……（15）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著的《越南历史》（第一集）在谈及18、19世纪文化的发展时，介绍黎贵惇说：“他的著作有五十部，包括从诗文到史学、地理学、哲学、医学、天文学、农学等各个领域”。（16）
    为何黎贵惇能在尚不及花甲的一生中，为后人留下丰富的文化遗产呢？首先，黎贵惇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儒学基础。正如其自云：“仆生于安南，见闻未广，但幼奉家训，兼陪贤士大夫游，累代典籍，幸得窃窥旨奥”。（17）在他后来的著述中，不论是儒家经论，还是史家评赞，各种材料都能运用自如，得心应手。他的有关中国历史和哲学方面的著作，或是对于经史之书的摘录，或是附添按语，略加评论，虽少有创见，却也反映出他的儒道之学功底深厚。其次，黎贵惇长期供职于史馆，又曾任郑主府要职，得以接触和利用各种资料，为其著作提供了便利，越南刻书业不甚发达，中国刊印书籍在越南流传又是有限的，由于黎贵惇的出身和地位，他得以阅读“累代典籍”，并能窥见其中旨奥。有人说，为了写作《群书考辨》，他曾“读遍了18世纪所能见到的各种中国书籍”。（18）再次，黎贵惇将读书和著书当作人生的宏大抱负之一，所以，他乐于读书，勤奋一生，并有一套收集、整理材料的科学方法。他勤于阅读，勤于涉录，每到一地，又勤于观察，勤于询访。在顺化六个月公务十分繁忙的情况下，撰成了《抚边杂录》，足见其勤奋精神。平时读书或外出调查，凡有所得，他均随笔记之，交于书童，分类收藏，积累到一定程度，略加整理，即可编次成书。（19）他的大多数著作都是采用这种方法编撰而成的。最后，黎贵惇仕途坎坷，失意之余，闭门谢客，著书立说。几次为官起落的间隙，也使他有了专门收集材料读书著书的时间。
    黎贵惇的文史著述大多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这些著作中的许多论述和各种观点，正是我们研究黎贵惇的学术思想的第一手资料。
    二、哲学、政治思想
    包括越南在内的古代东方“汉文化圈”的封建文化，基本上是以儒、道、释为主要内容而构造起来的。作为一个封建士大夫，黎贵惇的著述宣扬和传播了儒、道学说，其学术观点，也在很大程度上受中国封建士大夫的影响。
    在黎贵惇宏富的著述中，不少是论述哲学问题的。（20）后黎时间，封建统治者崇儒重道，因此，黎贵惇的哲学著作主要涉及儒、道诸家理论。但这些著作多是抄录转述，述而不作，这同越南封建时代整个哲学发展的水平是相适应的。封建士大夫在一定的范围内传播了以儒、道为中心的中国封建文化；在哲学方面，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和哲学著作。陈朝的朱文安，后黎的阮秉谦，18世纪的“海上懒翁”黎有卓，罗山夫子阮捷等人均关心到哲学问题，但并无哲学著作传世，这就使得黎贵惇在越南古代哲学史上独占鳌头，成为“越南思想界在哲学方面著述最多的一个人”。（21）
    黎贵惇对于儒家理论的介绍，最为重要的是关于宋儒“理气”说的评介。朱熹发展了二程学说，以理气之说来解释宇宙万物，成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一方面，他认为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气本无先后可言”，“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22）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23）他还更明确地说道：“有是理，后生是气。”（24）“有理而后生气，虽是一时都有，毕竟以理为主”。（25）黎贵惇抄录介绍了朱熹的观点，并在这些观点的基础上，一反理为本的思想，提出了理因气而生，理存于气中，有气然后有理，理仅为气之属性，无气则理无所依的看法。越南学者据此认为黎贵惇表达了唯物的哲学观念，但“由于历史的限制，黎贵惇不可能超越宋儒的哲学思想”。（26）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儒家学说中“民为邦本”的观念早已为越南封建士大夫所接受。早在陈朝时，病笃中的陈国峻，即向前去探视的陈英宗提出“且宽民力，以为深根固柢之计，此守国之上策也。”（27）黎贵惇也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1773年，因干旱无雨，他进呈五条，提出要仿效古人“取礼而祈於神，取德而宽民力”，以求消灾祈福。他在《书经演义》中写到：王官所用皆取于民，如知稼穑之艰辛，必能惜物，用有所限，弃奢华，戒挥霍，亲躬节俭，不为无益之事。若不明此理，必然好逸恶劳，豪华奢侈，伤财害民（28）。出任顺化协镇抚后，他提出治理顺化的首务在于“奠民居，因民俗，通民利，祛民害”。（29）黎贵惇能够看到劳动者的艰辛，指明社会财富的来源，并在自己的施政实践中，将便民除害置于首位，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越南学者认为，早在黎贵惇之前，“阮荐已经指出人民是根本，是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力量，是朝代更替的推动力，而黎贵惇由于读书和本身的经验，也多少看到了人民的巨大作用”。（30）这种评论，略有将古人现代化之嫌。实际上，越南古代的封建士大夫，不论是陈国峻、阮荐，还是黎贵惇，都是从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本意出发，力谏统治者要有所收敛，以便“永享天命”。黎贵惇出仕顺化期间治民首务的最终目的是要使民各有其业，安土重迁，静而不动，达到“一境皆宁”，（31）也说明了其民本思想的实质。这种民本思想不仅影响到黎贵惇为官一方的施政实践，也体现在他的人才吏治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