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两国的历史渊源和联系，对于越南民族文化心态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一方面，越南人追述其民族起源，认为越南民族也是神农之后，发展到后来甚至也以“华”、“汉”自称；另一方面，又尽量突出民族的特征，强调自己文化的优秀传统和与中国文化的差异。阮朝一些避讳，故意以中国的俗字代替正字使用，也反映出这一点。有人据此评论道“这种心理可以说是乖戾的”。（39）这种矛盾的文化心态在黎贵惇及其它士大夫身上表现为民族自尊意识与自大心理的相互交织。后黎末期及阮朝的统治者以华汉自诩，将越族以外的其它民族及邻近的弱小国家均视为“蛮夷”，封建士大夫也常常夸耀越南为“文献之邦”，“礼乐之国”。黎贵惇认为，“越邦肇启，文明无逊中国”，（40）发展到后黎时代“谟烈训诰之盛，文物章程之懿，不逊中国”。（41）在《杂录》中，他将汉代交趾之户口、地域与南海、苍梧，合浦（广东）、郁林（广西）等郡的户口、地域的数量、范围进行了比较，认为交趾发达于南海等郡，并以交趾刺史兼统两广而治于龙编为据，得出结论说，其时已经是“以本国都城为中正之地，四方之所凑会”。（42）这种以其国都为四方之中的观点，正是中国封建统治者自以为处天下之中的思想的再版。在黎贵惇出使清朝期间，他对于清朝官员在文书中用“夷官夷目”来指称越南使臣非常不满，并向广西布政使叶存仁提出了抗议。（43）这表明黎贵惇是一个有着强烈民族自尊意识的知识分子。但自尊与自大常常只有一步之差，自尊进而导致自大，是封建统治阶级和士大夫普遍的文化心理特征之一。中国如此，越南也不例外。值得注意的是，越南士大夫的这种心理特征还包含有力图摆脱、减弱中国的影响，宣扬和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的内容。
    黎贵惇勤奋一生，为后人留下了众多的著述和大量可资研究的思想资料。对于黎贵惇及其思想，应从越南古代文化发展史和中越文化交流与比较的多角度来考察。通过这一初步的研究，可以看到：第一，以宣扬封建的政治准则和礼仪为主要的儒家学说，在黎贵惇的著述和思想观点中占据重要地位。它影响或制约着黎贵惇的哲学、政治、史学思想和文化观。第二，黎贵惇传播了中国封建文化，也丰富和发展了越南古代民族文化，在越南文化史上作出了重要贡献，的确是越南历史上的文化名人之一。
    注释：
    ①文新“简论黎贵惇--越南封建时代的博学之士”（载越南《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总49期）称：黎贵惇“怀抱大志，要象王安石那样，为越南社会提出一个新的纪纲，规定每个人的义务，同时又保护每个人的权利”。陈玉龙“中国与印度支那的文化交流”（载《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云：黎贵惇“振文风，兴改革，有越南王安石之称”。
    ②“《抚边杂录》介绍”，载《黎贵惇全集》第一集前言第21-22页，河内社会科学出版社，1977年版。
    ③裴存庵“桂堂先生成服礼门生设奠祭文”，载《皇越文选》卷四。
    ④《抚边杂录》吴时仕跋。
    ⑤文新前揭文。
    ⑥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越南历史》中译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90页。
    ⑦参见拙文“《抚边杂录》的成书、体例及抄本流传”（载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东南亚学刊》1989年试刊号）、“《抚边杂录》的内容及其史料价值”（载《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1988年1-2斯）、“《抚边杂录》与几种史籍之间的因袭关系”（载《印度支那》1988年第4期）、 “《抚边杂录》与所谓黄沙长沙问题”（载北京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问题研究》1989年第3期，与戴可来教授合写）。
    ⑧参见《宋史·蔡延庆传》。
    ⑨转引自陈文玾《汉喃书籍考》，越南国家图书馆1970年版第195页。文新前揭文云《群书考辨》二卷，陈氏谓四卷，此从陈说。
    ⑩转引自陈文玾前揭书第104。
    （11）转引自陈文玾前揭书第111页。
    （12）参见松本信广《越南古代及中世纪史》，王民同译，载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编《世界史译文集》第二辑（1984年）。另冯承钧《安南书录》（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年版）云：“检内阁藏书，有《大越通史》三册”，第一册二卷述黎利时代史事，二三两册分为三卷，载莫氏时代列传，将序文和正文内容相对照，冯氏认为，“疑撰而未成，抑已残缺也”。又云此书“体裁全仿《宋史》，应亦有其《艺文志》”，但未见此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