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陈朝到后黎朝，封建意识形态领域各种思想学说的地位和影响发生很大变化，佛教渐衰，而儒、道学说的影响日益加强。与此相适应，作为衡量儒学水平尺度的科举制，也发展到鼎盛时期，黎朝后期表现尤为突出。正如黎贵惇云：“国家受命中兴，崇儒重道，诗书礼仪之化，周遍宇内，三岁一科，秋闱春比……”。（32）由于开科取士，考试日盛，官吏大多功名出身，科举制度成为统治者罗致人才、扩大政治基础的重要措施。黎贵惇从赞颂科举制的角度，论及人才的选拔和使用，认为人才的培养与选用为立邦治国之急务。“立天下之始，必资天下之人才”。不象江浦之桔，云梦之柚，常山东郡之梨枣这些土特产需要择地而长，人才则随处可生，通都大邑，公卿子弟不乏才学之士，而陋乡僻县，草野寒畯，民家子弟也多好学之人，天资也一样聪颖。人才的发现要通过教养选拔，通过实践来鉴别。所以他说“人才之生，浩然不穷，教之而后成，用之而后见”。（33）那么在实践中如何鉴别官吏的才干呢？黎贵惇很欣赏欧阳修的吏治观，即所谓“治民者不问吏才能否，但民称便即是良吏”，要做到这一点，须“治以无事，不生事亦不废事，则民自称便”。（34）由此可见，黎贵惇的思想显然也受到老庄“无为而治”的影响。
    三、史学思想
    越南古代史学起步较晚，发展水平较低。自陈朝才有官私编纂史籍，流传于后世。黎朝和阮朝是越南史学迅速发展的时期，史家的史观、史才，史书的编纂方法和体例大都移植自中国，且变得更为简略。但应该看到，黎贵惇的史学思想较为丰富，史学实践较为深入，在越南古代史学史上具有突出的地位和影响。
    黎贵惇不仅是一个勤奋读书著述的学者，还是一个有思想、有观点的史家。在编纂《黎朝通史》的过程中，黎贵惇比较集中地表述了自己的史学思想。其一，史难于经，经“死”史“活”。他认为经虽然比史深奥，但是五经之类于汉唐时已经注疏略备，至宋元又有名家分章析句，标类训义，其中精奥已经是发摘无遗，一览便知。但史则不然，历史是发展变化的，千百年来，事变不同，记录各异，钻研史书，注释解说者不多，能够有所起莘发明者，更为罕见，使后人难以从中见到规律性的东西。所以他说“经之学困难，而史之学为尤难”。黎贵惇能够提出经“死”史“活”的思想，实际上他已经多少认识到历史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过程，而史学则是经过了史家主观加工的产物，以致于一代有一代之史。正所谓“事变不同，记录各异”。历史学中的主、客观属性，是几百年来东西方史家一直在探讨的一个重大课题，黎贵惇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涉及了这一问题。
    其二，修史以志为难。此处所言“志”者，并非方志，而是纪传体史书中的专志。司马迁修《史记》，已有八书难作的感叹。《史记》中的“书”，演变为后来诸史中的“志”，如“食货志”，“职官志”等，成为记载典章制度的主要体裁。撰志首先要区别条目，以求事类分明，源流演变，清晰明了。还要将丰富的史实和发展变化总以大略，以简概全，体现出“详赡”的特点。如此，史家非居高临下则不能驾驭全盘。大概因为此黎贵惇也感叹道：“修史之难，无过于志”。他认为《宋史》之志较为完善，故作《黎朝通史》诸志“准《宋史》区别事类”。黎贵惇这种修史以志为难的看法，可以较为容易地在中国古代著述中找到它的原型。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云：“昔江淹有言，修史之难，无出于志。诚以志者宪章之所系，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马端临的著作，黎贵惇是较为熟悉的。由此我们看到，黎贵惇的观点显然受到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其文字表述，甚至可能是直接转引了中国史著中的某些论断。
    其三，作史贵全。越南古代的史书，在很长时期内，仅有编年一体，黎贵惇认为，编年体史书，简洁雅正，但哲王良辅，卓行嘉言皆暗而不彰，酷吏奸臣之情状也得以自掩。内而法度之兴废，如选举、官制、兵政、国用、征榷、钱币之类；外而邦交之好恶，如北朝使聘，占牢贡献，往复文辞、赐遗数目、征占盆、讨老挝；以及礼乐沿革、天地灾异、车驾行幸，后妃太子册立，诏令奏疏，文武官员之差行迁补等等，具在当书之列，然旧史所载，“十不及一”。因此，他提出，“作史之法，所贵该括无遗”，以使人披卷之余，即可见史之端倪本末。正是基于这种思想认识，黎贵惇引进中国史书编纂中的纪传体，仿《魏书》、《晋书》、《隋书》、《宋史》例，置纪、传、志诸体，编撰了《黎朝通史》。从黎贵惇所列举众多各项当书的内容上看，旧史并非没有注意到，只是著录量较少，黎贵惇所说的“全”，并无创见，而且有其局限性，主要是讲从封建统治的政治需要来选择著录和评价史实。
    最后，同中国古代众多的史家一样，黎贵惇也具有作史以致用的思想。中国古代史学在萌发阶段，已经产生了以史垂鉴戒的观念，《尚书·召诰》中即有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的“夏监”、“殷监”之说。两汉以降的史家对此方面的论述更多。黎贵惇也在很多地方表述了作史以致用的认识，认为修史就是要使后人能够从中看到“治乱兴衰之迹”，恶有所贬，善有所褒，使人们有所鉴戒，使统治者永享“天命”。
    总之，黎贵惇在接受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的基础上，结合越南古代史学发展的实际状况，提出了一些理论见解，在理论和实践上丰富和发展了越南古代史学。（35）
    四、文化心态
    18世纪前后，正是东西方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作为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学者，黎贵惇对待东西方文化显现出一些矛盾的心态，在越南士大夫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一是由于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文化的长期禁锢，封建士大夫形成固步自封和排他斥异的心理状态，同时开始初步认识中国、越南以外的世界，愿意了解一些西方新的科技知识。二是在全面接受中国封建文化的基础上，又尽量突出本国的民族传统和特征，形成自尊与自大相交织的民族文化心理。
    新航路开辟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逐步形成，人类相互了解的地理阻隔渐趋消失，世界日益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在剑与火的映照下翻开了新的一页。17世纪以后，大批西方传教士和商人渗入越南，他们在从事布道、经商及为殖民侵略服务的情报收集活动的同时，也传播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但由于基督教冲击了封建礼教，南阮北郑均视其为邪教，采取严厉的措施查禁所谓“花郎道”。在此情况下，一些进步的士大夫便很少可能直接接受西方新学的影响，有人则通过中国曲折迂回地了解西方和世界。黎贵惇就是其中之一。1761年，黎贵惇出使清朝，在此期间，他读到了一些西方在华传教士的著作，如《坤舆图说》，接受了一些近代地理学知识。他在《芸台类语》中写道：“《坤舆图说》讲原是园形的大地和大海合起来是天体中的一个圆球”，“我们常读此书，认为其中所论及的地理、地球、山峦、江海、潮汐、风雨等现象，多半是合理的”。（36）黎贵惇还知道了世界上有欧罗巴洲、阿非利加洲、阿美利加洲，成为“最早知道亚洲以外情况的越南人”。（37）黎贵惇在顺化期间，了解到阮氏统治时期的工匠阮文诱曾留学荷兰，掌握了较多西方的科技文化知识，遂将其事迹较详地载入《抚边杂录》。而这种匠艺之人，当时的其它史家很少留意，正史的修纂者对其更是不屑一顾的。《抚边杂录》中还记载有二种规制的自鸣钟，描述极详，黎贵惇通过自己的观察，已经明白了它们的运行和报时原理。越南学者认为，黎贵惇“能够追随当时文化的发展，不使自己落后一步”。（38）实际上，由于越南封建社会机体中强大的排异性，西方文化中的政治思想、典章制度等方面的内容在此期间还未能渗入越南，黎贵惇所接受的少量科学知识，只是西方文化中的一些皮毛。但是，黎贵惇愿意接受西方新学知识，并对学习西方科技持赞赏态度，不因匠艺之人微而不录，的确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