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德国进攻南斯拉夫，对好不容易建立的苏南正常关系产生了致命的影响。“四月战争”伊始，苏联便撤回了其驻南外交代表。南溃败后，苏联由于认为已无必要同它继续进行国际合作，而且为了不让德国找到提前攻苏的任何借口，迅速割断了和伦敦南流亡政府的外交关系。5月8日，苏联政府通知在莫斯科的南斯拉夫使团，它“认为目前南斯拉夫使团在苏继续活动已失去任何法律根据”，理由是南政府已流亡国外。9日，南斯拉夫使团中止了在苏联的活动，苏南关系遂告中断。
    苏德战争的爆发使苏南关系很快破镜重圆。8月，苏联正式恢复了同南流亡政府的外交关系。11月，关系开始趋向改善（11）。翌年8月，南流亡政府驻苏使团上升到大使级。此后很长一段战争时期里，苏联只承认流亡政府是南斯拉夫的代表，一直与之保持着外交关系（12）。至于苏联和南国内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却显得较为复杂。
    苏南关系恢复前夕，南共就在本土组织了强大的反法西斯人民解放运动，而且在政治上继续保持着和苏联友好的立场，决心以各种方式支持苏联卫国战争。德国一进攻苏联，南共就接连发表告人民书，指出“苏联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红军在苏德战场上的行动对包括南斯拉夫在内的被奴役国家的解放具有重大意义，呼吁人民“千方百计地帮助伟大的爱好和平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正义斗争”（13）。
    6月底，南共领导人铁托致函共产国际执委会，表明要广泛开展抵抗斗争，并准备反占领者的人民起义（14）。随着抵抗运动的兴起，南人民游击队日益感到武器和装备严重不足，于是请求苏联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苏联在内心里是同情南人民解放运动的，但除1941年11月同意南游击队最高司令部在苏联领土上设立“自由南斯拉夫”无线电台外，直到1943年底，再没有为它提供过其他任何重大帮助。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告诉铁托：他和斯大林不止一次地研究过为南游击队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苏联虽在努力设法援助南人民解放战争，但因两国相距遥远带来技术上的巨大障碍，难以达到支持目的。今后一有可能，就采取一切必要行动（15）。然而，苏联冷淡地对待南人民解放运动的主要原因也许不在这里。看来，问题的答案首先要从西方盟国对南国内不同政治力量的态度，尤其是苏联和西方盟国的利害关系中去寻找。苏德战争初期，苏联处在非常困难的地位，特别需要西方盟国的帮助，而西方盟国从恢复南斯拉夫资产阶级旧统治秩序的政治需要出发，长期倾向支持南人民解放运动的国内对立面即米哈依诺维奇领导的切特尼克运动，不仅给它各种武器和资金援助，还要求苏联影响南游击队服从米哈依诺维奇这位“民族领袖”的领导。这样，以保持和英美的紧密联盟关系为重的苏联政府，在决定对南国内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冲突的态度时，不免感受到西方盟国态度的压力。
    另一事实对苏联的态度也是有影响的。南共领导游击队不仅在国内开辟了大片解放区，而且还在那里建立了人民新政权。南人民解放运动在发展过程中日益鲜明体现出来的人民革命性质加深了苏联的顾虑，担心积极支持南人民解放运动，恐有被西方盟国怀疑苏联有意支持南共在国内发展革命形势之嫌（16）。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为避免和英美的关系复杂化，从策略上考虑，认为不急于过早对南人民解放运动表示热情。从现在所掌握的资料看，苏联即使一度建议过人民解放运动与切特尼克运动合作，但似乎未按照盟国的要求强求游击队服从米哈依诺维奇的领导（17）。
    应该说，苏联一时对南国内的真实情况了解不够，流亡政府和英国在国际上把切特尼克运动宣传为南国内反法西斯斗争的真正代表，是影响苏联态度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这些情况严重妨碍了苏联正确认识人民解放运动和切特尼克运动，使它难以及时满足前者的援请而早早采取反对后者的立场。
    进入1942年后，苏联直接掌握的南国内真实情况的材料越来越多，这使它逐渐看出，真正的反占领力量是游击队而不是切特尼克。从此，苏联从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着想，一面努力加强同英美的盟国关系，一面开始改变对南国内不同政治力量的态度。4月初，苏联政府通过外交途径第一次向流亡政府公开表示，反对切特尼克勾结占领者的行为，建议下令解散某些切特尼克部队（18）。7月，苏联告诉英国，米哈依诺维奇同国内的伪政权保持着联系，所以不能对他表示相信。7月19日，塔斯社还发表了南爱国组织谴责米哈依诺维奇的叛变行为的决议。8月，苏联又坚决拒绝了英国政府提出的英苏共同促使切特尼克和游击队合作的建议。这一年，苏联还停止转载西方关于切特尼克是抵抗战士的错误报道。它向南流亡政府特别说明，这是它在获得切特尼克分子叛变消息后有意采取的行动（19）。
    同时，苏联在反法西斯联盟主要国家中首先改变了对南游击队的消极态度。1942年2月，它公布了铁托发来的对红军节的贺信，以示对南人民解放运动产生好感。它密切地注视着人民解放运动的发展，通过自己的宣传机构向世界更多地介绍南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的斗争。1943年初，苏联政府甚至对英国政府公开表达了这样一个看法：在南斯拉夫，只有人民解放运动在为民族解放进行斗争（20）。
    1943年秋，南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勇敢地顶住了敌人的数次进攻，解放了大片领土，发展为一支8万人的举世瞩目的强大抵抗力量，而切特尼克部队却彻底暴露了自己的叛变面目，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陷于完全破产。南国内形势的巨大变化，使西方盟国只得正视现实，从支持切特尼克转向支持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的立场。对于这种转变具有同样作用的因素是，这时南斯拉夫以及整个巴尔干半岛在盟国反攻计划中已开始占有比过去更为重要的战略地位了。由于这些原因，9月，盟国向南人民解放军派去军事代表团，与之达成了准备向南人民武装力量提供援助的有关协议。南国内政治形势的明朗化和盟国对南人民解放运动态度的好转，进一步推动苏联加快采取措施，扩大对南人民解放运动的支持。而且，这时苏联本身也已进入准备战略进攻阶段，确定了战略大反攻方针，十分希望欧洲被占领国人民协助完成大反攻任务。苏联的这一战略需要，也决定了它必须积极支持南人民解放运动。
    根据南爱国者的请求，苏联在1943年11月17日作出决定，支持他们在苏联领土上组建反法西斯武装部队。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又和英美政府首脑作出了支持南游击队的决定：“在南斯拉夫，游击队必须获得尽可能多的物资和装备并须获得突击战的支援。”（21）这表明，苏联和英美都正式承认了南人民解放运动。12月14日，苏联政府还发表声明，支持刚刚闭幕的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决议（22）。
    不难看出，到1943年底，苏联一改对南人民解放运动的消极沉默态度，对它给予了正式承认，并表示了积极支持的立场。与此相反，苏联虽仍同南流亡政府维持着外交关系，但已开始疏远它。斯大林曾对这时来苏访问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贝奈斯表示，他对现在的南流亡政府不感兴趣，而同情铁托（23）。苏联政府还拒绝了南流亡政府关于同它缔结苏南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的建议。苏联对南政策的这种重大变化，对今后战争阶段中苏联同南人民解放运动和流亡政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这时是整个战时苏南关系上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