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日本农业投资的资金来源（％）
                             196019701980 1984
    农业总投资：100 100 100100
    政府补贴152439 40
    制度贷款112222 20
    私人资金745439 40
    土地基础设施投资：100 100 100100
    政府补贴667180 82
    制度贷款272018 16
    私人资金7 9 22
    （资料来源：日本农林省统计资料。）
    在强化农业价格支持和投入补贴保护手段的同时，迫于贸易伙伴的压力，日本政府对农业的边境保护手段有所减弱，进口限额的农产品数目1962年时为102种，1970年减少到58种，1974年又减少到22种。
    保护政策的加强使日本农业的保护程度大为提高，农业名义保护率1960年为41％，1970年为74％，1980年升至85％，1984年升至210％。（12）
    那么，5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对农业的保护政策为什么能得以加强呢？我们认为，这其中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和复杂的政治背景。从经济方面看，首先是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所产生的“收入效应”。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一方面使非农业人口对农产品的较高价格的经济承受能力增强，过去被认为是不堪忍受的价格在高收入下则会变为完全可以接受的价格。另一方面，国民的食物结构随人均收入的稳定提高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食物费用在家庭消费支出中所占的份额持续下降。据统计，1955～1970年，日本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超过了3倍， 城市工人的实际工资率翻了一番多，相应地，恩格尔系数由52％下降到34％，1980年更降至31％，大米作为传统主食在城市居民家庭支出中的费用份额下降尤为明显，从13％下降到4％，1980年更降至2％，人均大米消费量在1962年达到118公斤的最高水平后随即减少，1970年减至95公斤，1980年更减至79公斤。（13）食物结构的改变，说明粮食尤其是大米作为城市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一个要素其地位已明显下降，因此，食物价格尤其是粮食价格的上升不会对城市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产生多大影响。再一方面，农业份额亦随人均收入增加而持续减少，1955～1970年，日本的农业就业份额由39％下降到17％，农业产值份额由21％下降到7％，（14）农业份额下降使非农业人口把农业保护政策不再视为不堪忍受的负担，而且，随着非农业利益集团的规模和数目增大，反对农业保护之集体行动的“免费乘车者”现象亦增加，即是说，不少人对反对提高农业保护越来越缺乏兴趣。
    其次是产业技术结构变化所产生的“成本效应”。50年代以来，日本的产业技术由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技术结构的转型引起了工业产品成本结构的变化，使以人工费用为主的产品成本结构变成了以物质费用为主的产品成本结构，人工费用份额的下降，使食品价格的上升不会导致产品成本的较大上升，因而不会影响日本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这使农业保护在工商业集团面前遇到的阻力大为减弱。相反，在50年代以前，劳动密集型技术占主导地位，工业产品成本中人工费用占很大份额，食品价格的上升通过影响人工费用影响总成本水平，进而影响日本的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因此，在价格上对农业实行保护必然会遇到工商业集团的强烈反对和抵制。
    从政治方面分析日本农业保护政策加强的原因，首先是来自农业集团方面要求保护的力量增强。为了把一部分农业调整的代价转嫁给社会公众，农民们为农业保护进行了各种政治性游说活动，并给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政府接受农业保护的主张。然而，来自农民方面的保护呼声早在50年代以前就已存在，农业保护政策之所以不被政府完全采行，是因为那时还不具备上述的经济条件。因此，有人把战后日本农业保护程度的提高解释为农协组织长期斗争的结果，我们认为这种解释是很不符合事实的。
    其次是来自非农业集团方面反对和抵制保护的力量减弱。非农业集团基本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城市居民，另一是工商业集团。作为普通城市居民，如上所述，由于人均收入提高形成的“收入效应”使他们对食物价格上升的承受力大大增强，已不再把农业保护视为难以忍受的事情。作为工商业集团，一方面，技术结构转型形成的“成本效应”使其不再过度地反对农业保护，另一方面，在新的经济条件下，工商业集团已经从主观上认识到，保持农民为他们的同盟军是有利的，因而即不惜高食物价格为代价。来自非农业利益集团方面的反对的减弱，无疑使农业保护政策的供给曲线向右下方移动，即降低了政府供给农业保护政策的政治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