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70年代,北美的印白关系发生一次重大的转折。在此之前,白人社会将印第安人作为一个国外民族对待,与土著的贸易被当成对外贸易,与土著部落的土地纠纷均通过条约来解决。美国政府于1871年宣布不再与印第安人签约,1887年又制定《道斯法案》,规定解散部落组织,将部落土地分配给印第安人个人,获得土地者得于25年后归化为美国公民。这里所显示的,是一种把印第安人强行改造成美国社会成员的意图。加拿大自治领成立后,于1876年制定统一的《印第安法令》,其主要内容有二:一是甄别确定印第安人身份,给予法律上的特殊地位,二是逐步授予公民权,使土著居民进入主流社会。在白人政权的政策中,印第安人由一个国外民族转变为国内种族,这在印白关系史上是一个根本性的转折。这一转折说明:第一,作为国外民族,印第安人有可能被视为白人社会的敌人,而他们又处于原始阶段,根本不知现代国际法为何物,故往往受到白人社会的欺骗蒙蔽或背信弃义的损害;而一旦成为国内种族,则在法律上与其他社会成员拥有同样的权利,这为印第安人争取平等、寻求改善社会地位提供了前提,也是他们走向主流社会的关键一步。第二,白种文明经过几百年扩张,已完全占领和主宰了北美大陆,从地缘政治上说,印第安部落也的确不再是独立于白人社会之外的民族了;印白之间的力量对比已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由欧洲移入的文明之根,已在北美大陆生长出新的文明体系,本来就很分散的印第安文明,由于白种文明的强烈冲击而更加破碎衰弱。从这两层意义上看,种族关系的变迁深刻地反映出印第安人的历史命运。 经过这次转折,北美印第安人的历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不幸处境开始得到白人社会的注意,将他们“改造”成主流社会成员的运动亦在迅速推进。19世纪末,白人社会推行强制同化政策,但收效不大;进入20世纪,在承认部落传统的基础上,美、加两国政府开始实行“特别援助”和“自愿同化”的政策。当今,印第安人的自立、自沼与自决问题基本上得到重视,在文化多元主义的背景下,印白关系正朝着较为合理的方向发展。但距民族平等、印白共同发展的时代,还有相当距离。 印白种族关系的演变,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历史清楚地表明,在印白关系中占支配和主动地位的是白人。白人社会的意愿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印白关系的演变方向,而政府对印第安人的政策,不过是白人社会的意愿的反映或体现而已。在殖民地时代,与印第安人的贸易有利可图,加之殖民地的安全至关重要,故白人社会极力与土著部落修好。在国内大开发时期,白人社会对新的土地的渴求和对印第安人反抗的担忧,促使政府采取措施来屠杀、迁移印第安人。政府的大部分政策,乃是在白人政府的直接压力下产生的。政府在处理印第安事务时,往往缺乏远见,处于被动地位。究其原因,是在19世纪自由放任主义盛行,政府干预较少。当然,白人社会在印第安人问题上的态度也不尽一致,只有那些与印第安部落有着直接利害冲突的白人,才主张采用驱杀和迫害的政策,而社会上反对这一政策的亦大有人在。如废奴主义者常用对印第安人的不公正来反衬奴隶制的残暴,主张人道地对待印第安人(13);军队中有些军官不同意用武力驱杀印第安人(14);一些慈善团体还对土著居民进行救济和援助等。不过,这在20世纪前不占社会主流。 从更深的层面上看,印白关系的变化直接反映着资本主义文明在北美大陆的成长历程。17-19世纪是资本主义在北美走向成熟的时期,这一过程带有浓厚的野蛮、血腥与无政府色彩,它所造成的物质与技术的进步,使人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对印第安人的虐待与迫害,只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其他如压榨劳工、奴役黑人、浪费资源、道德沉沦、社会分化等等,无不与印第安人的悲剧一样的沉重和不幸。进入20世纪,资本主义在危机的压力下开展自我调整与改善,某些不合理因素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白人社会开始反思以往对印第安人的态度,转而重视印第安人的处境,承认其文化的价值。所以,援助印第安人的政策本质上是资本主义自我调节与改善过程的一部分。另外,随着文明的发展与人类的进步,人们已日益深切地感到,在一国之内,乃至全球,全人类都是同命运共沉浮的,不同种族和不同社会集团,只有走共同发展的道路,才有美好的未来。人类素质的这种整体提高,对印白种族关系朝着较为合理的方向演化无疑起了推动作用。 三、文化的交流和冲突 文化上的交流与冲突,对北美印第安人的历史命运有着深刻的影响。白种移民带来的是当时世界上先进的文化,即资本主义文化,而北美印第安人除少数部落从事定居农业外,大部分还处于渔猎采集时代。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质的差异,而两者在北美大陆的相遇,定在历史的时空中发生冲突与交流,其结果必然是具有优势的白种文化日趋兴盛、同化或诱变着处于不利地位的印第安文化。 白种文化与印第安文化之间的交流,是由两者在技术和器物方面的互补性决定的。白种移民在到达新大陆之初,对当地的地理、气候和生存环境均不熟悉,倘若印第安人不向他们传授必要的谋生本领,永久性的移民当大受阻滞。白人从土著居民那里学到了捕鱼、狩猎、栽种美洲作物的技术以及适应恶劣自然环境的能力。在加拿大的早期发展中,毛皮贸易成为经济的支柱,而毛皮贸易的维持,又是以印第安人猎兽的高超技术为前提的。北美13个殖民地在建立初期,在技术与器物方面也借助了印第安人的成就。詹姆斯敦的最早居民在最困难的时候曾得到印第安人以玉米相助,后来又从土著居民那里学到了烟草种植技术,其经济才获得了较顺利的发展。“五月花号”的“始祖移民”到达普利茅斯之后,置身荒野,孤立无援,幸遇当地土人授以渔猎及玉米种植技术,才得以在新大陆开始新的生活。至于那些探险者、毛皮商人、采矿者、传教士,则更离不开从印第安人那里学来对付各种危险的生存本领。白人之所以必须向印第安人学习,是由于印第安人具有在这块土地上长期生活的经验,较之于新来的欧洲人具有相当的优势,而欧洲人所带来的文化因子,尚未得到适当的条件获得生长。到后来,许多属于印第安文化传统中的因素进入白种文化之中,成为北美大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在农业方面,玉米、烟草、甜白土豆、豆子、花生、西红柿、南瓜、巧克力、美洲棉、橡胶等等,都是土著居民的贡献;在社会生活方面白种人还采纳了印第安人的化妆、面饰、时装、瓷器、地毯、地名、节日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加拿大和美国的一些学者充分肯定了印第安人在文化上的贡献。加拿大历史学家哈罗德·英尼斯指出:“印第安人及其文化对加拿大各种制度的成长乃是至关重要的。”(15)美国学者费利克斯·科恩甚至认为,“凡使当今美国社会区别于旧世界的东西,都得自于对印第安人实践的采纳。”(16)这种对印第安人文化价值的异乎寻常的强调,很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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