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白人文化对印第安人生活影响的深度与广度要大大超出印第安文化对白人生活的作用。其表现主要在以下几方面：（1）生产工具方面，在白人到美洲之前，印第安人尚处于石器时代，大部分部落使用骨箭、石刀及其他石制工具，由于文化的接触，铁器、火枪传入土著部落，那些从事农业的部落开始使用铁制农具，而平原印第安人则从西班牙人那里学会用马作运输和兽力工具。生产工具的更换，改变了印第安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增强了他们的谋生能力。（2）战争方面，由于火器的传入，使印第安人的作战方式发生变化。白人初入美洲，凭借先进的武器大败土人，但印第安人很快掌握了火器的使用方法，加上他们对地形的熟悉和特有的战术，在作战中使白人大受损失。特别是易洛魁人，原本有着极严格的社会组织，在引进先进的武器之后，更是势力大增，令白人社会十分畏惧。（3）生活方式方面，在白人到来后，以往处于游牧状态的印第安部落，由于被迫迁入保留地而过上定居生活；在白人到来之前，大部分土著居民不饮酒，白人将酒类传入后，很多人染上饮酒的习惯，不少部落还酗酒成风，致使部落组织松懈、武士战斗力下降、生活秩序混乱，有的部落甚至因酗酒而毁灭；白人从欧洲带来了天花、麻疹等传染疾病，同时也传入了先进的医疗技术，取代了当地的巫医治疗术，越来越多的保留地设立了医院，妇女分娩多在医院进行，有的母亲还用牛奶制品代替母乳喂养婴儿。愈到后来，印第安人对白人生活方式的吸收就愈为全面。1950年加拿大几个人类学家在一次调查中发现，东部沿海地区的密克麦克人已基本上采纳了白人的生活方式，拥有自己的住宅、收音机、沙发、婴儿车、玩具、缝纫机、钟表、书架、电影等，圣诞节时孩子们都打扮得与白人子弟一样，他们还称那些没有采纳白人生活方式的土著居民为“野印第安人”（17）；在美国的印第安人保留地中，印第安人也大多过上了现代生活，拥有欧式家俱、电视机、汽车等。
    从整体上看，印第安文化与白种文化之间的冲突甚于交流，但是交流往往也伴随着冲突。冲突的原因在于，两种文化在根本上是互不相容的。印第安人文化属于原始农耕和渔猎采集文化，而白种文化则正步入工业时代，两者相距若干历史阶段，其矛盾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财产观念的不同。印第安人实行的是部落公有制，与他人共享所得不仅是一种美德，而且也是一种习俗，故根本不存在财产私有的观念。而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和根本要求乃是绝对的财产私有制，它在北美大陆的扩展、传播，必然与土地的私有化相伴随，这与印第安人的土地占有状态是截然对立的。围绕土地问题而展开的冲突，长期构成印白关系的核心内容，从1763年英王谕令到1887年的《道斯法案》，都是力图解决土地问题的措施。北美土地的私有化过程，实际就是印第安人土地权利逐步丧失的过程。第二是生产方式的矛盾。印第安人维持着原始农耕和渔猎游牧经济，要求以广阔的森林、草地和水域作为生存的依托；而白人则逐渐步入工业时代，必须将土地开发建设成原料和粮食产地，并利用林木、矿产和水力等资源来为工业发展服务。这两种生产方式之间极少共通之处，后者显然据有绝对优势，其在北美大陆的胜利是确定无疑的。白人进占印第安人的土地，有一条理由就是，印第安人的生产方式十分落后，长期未能有效地利用土地，因而没有资格占有它（18）。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胜利导致了印第安人生存环境的破环。东部的土著部落因土地丧失而西迁；平原印第安人因赖以为生的野牛遭到白人捕杀而遇到严重的生存危机；西部保留地亦常因白人开采矿藏而难以继续“保留”。一个易洛魁人1747年夏天指责白人的一句话，形象地说明了两种生产方式之间的冲突：“你们的马和牛吃掉了我们的鹿过去所吃的草”（19）。第三是价值观与宗教的相异。印第安人注重血亲纽带，以部落为根基，而白人则崇尚个人主义；印第安人对某种动物、太阳、土地等自然物顶礼膜拜，而白人则信奉基督教。这两个方面的冲突往往与财产制度、生产方式的冲突交织在一起。如果说白人的传教活动部分地解决了宗教上的龃龉的话，那么，随着印白接触的日益频繁，不同价值观的冲突则愈演愈烈，在今日更是困扰印第安人的一个重大问题。第四是政治制度与社会组织的差别。印第安人的部落管理方式与白人社会的民主制度之间，有着质的差异，白人政治权力的扩张则意味着印第安人部落权力的衰落。20世纪30年代以后，白人社会重新承认部落管理的合法性，缓和了这方面的冲突。
    由于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上述根本性差异，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其解决的方式便只能是白种文化取代印第安文化在北美的地位。如果北美大陆继续存在一个印第安人王国的话，那么现代美国和加拿大就不可能兴起。关于两种文化的冲突，1833年出版的《西部印第安人战争》一书的作者蒂莫西·弗林特写道：“我们的产业、定居习俗、法律、各种制度、学校和宗教，使我们与他们（指印第安人--引者）的统一如同与另一种特性迥异的动物统一一样，乃是根本不可能的。”（20）印第安人对印白两种文化冲突的结局亦有深切的认识。上文提到的印第安人首领红茄克曾对白人传教士说：“我们的地盘一度很大，而你们的则很小。现在你们已成了一个伟大的民族，而我们则连铺一块毯子的地方也没有了。”（21）1880年在保留地流行的一首歌谣唱道：“我的父亲，可怜可怜我吧，／我无以果腹充饥，／我渴得要命，／一切都已逝去。”（22）有什么比这种“一切都已逝去”的历史命运，更为不幸呢？在白种文化的强烈无情的冲击之下，印第安人的土地丧失殆尽，生存环境天翻地覆，社会组织七零八落；许多强大的部落消失了，用特库姆塞的话说，“如同白雪在夏日太阳下溶化一般”（23）。一切抵制抗拒的努力都无济于事，1492年以来印第安人的历史，大部分是由别人蘸着他们的血泪写成的。
    在文化冲突中占主动地位的白人社会，为消除文化上的差异与冲突，曾长期推行同化政策，力图抹掉印第安人的文化特征，使之消失于白人文化之中。但事与愿违，同化政策导致了新的文化冲突，因为，一方面如海伦·亨特·杰克逊所言，印第安人对文明生活并不感到喜悦，那不是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24）；另一方面，同化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侵略和压迫，乃是冲突的一种表现。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加拿大和美国政府均开始倡导文化多元主义，主流文化显现出适度的宽容，从而使文化冲突开始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