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及明清时期的生员或诸生，人们大多会将其与朝廷的官员队伍以及地方精英、绅衿联系到一起，印象较深的自然是他们赋役优免、支配地方之类的权势、地位。正所谓“选为生员，登之黉序，朝廷复其身，有司接以礼，培养教化，贡明经，举孝廉，成进士，何其重也”①。而对其另一面，如生员内部存在的诸多差别、生员生计的贫困等问题，则较少顾及。同时，以往的救荒史研究，对于贫困生员的赈济问题，尚未及专门加以探究②。本文主要依据荒政文献的记载，通过对灾荒场合生员赈济的考察，揭示荒政的丰富内容以及生员这一群体的另一个侧面。不妥之处，敬祈方家教正。
    一
    明代后期已有在灾荒期间专门赈济贫生的记载。俞汝为《荒政要览·饥馑拯救之要》即有《加恤寒士》专条，俞氏云：
    国制：士隶学校者，复其家，免人二丁，粮二石，该田四十亩，例免杂泛差徭。朝廷优士功令，在平时向出齐民上，凶年宜仰体德意，以行存恤……凡遇饥馑，当先令学官遍列贫生姓名，分上、次二则，并着地方人等开报处士之饫诗书、敦行谊而贫不能养者，官司廉实，设处米谷，计户分授，按月斗升，未必无济。遇灾不忘礼食，风士类穷且益坚之节。若学田有储，预备仓有积，轸恤更不难办，毋待期自行请乞，伤廉耻之素心可也[1](第413页)。
    饥荒时期主动专门赈济贫困生员，不仅仅是为了维持生员生计，更是为了维护读书人的廉耻之心，培植士人的气节。这是明清时期生员赈济的基本理念。
    不仅有记载中之对策，而且见有施行之例证。万历二十二年（1594）河南大饥荒，光禄寺寺丞钟化民领钦差督理荒政之印前往赈救。钟氏将其救荒过程编绘成《救荒图说》十八幅，第四即《加惠寒士》。《钟忠惠公赈豫纪略·救荒图说》云：“这是贫生领赈的。我皇上作养人才，本为他日之用，但秀才不工不作，非农非贾，青灯夜雨，常无越宿之储，破壁穷檐，止有枵雷之腹。一遇荒年，其苦万状。如内乡县儒学生员李来学，水浆不入口者三日，阖门待毙。县令以粟遗之，来学正色拒曰：‘生平不谒县令，岂以荒易吾操哉！’及赈银至，乃以极贫洁行，独厚给之。来学叹曰：‘此圣主洪恩也，可以食矣。’寒士濒死，得赈则生，不独一来学也。乃知穷约自守，虽贞士之清操，养贤及民，实圣皇之盛节。”③ 不仅如此，钟氏还从善后及长远计议，购置学田，为官学创造较好的经济条件。置学田以赡贫生，乃明代已经较为普遍实行的养士措施，并非始于此时。明代后期，学田成为资助贫生之主要来源。前引俞汝为说中亦提到“学田有储”的因素。不过，不同时期各地区、各官学的学田面积、学租用途等各不相同，甚或存在很大差异。总体而言，到明代后期，贫生仅靠学租给赡赈济已经远远不够了。
    万历四十三（1615）、四十四年，山东因连续干旱，发生严重饥荒，至于人相残食。明廷发赈银25万两，运粮16万石赈济灾民。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即加惠寒士。毕自严《灾祲窾议》载：
    士职诵读，不兢刀锥。士惜廉隅，何堪饥馑？顾塾党废学，既难以笔舌代耕稼，炊爨午宴，谁能以诗书疗饿腹？坐使菁莪之彦士，空吟苌楚之苦词。本县仰体德意，窃用痛心，移文该学广文，悉心咨访，分别极、次二项，斟酌停妥，本以钦赈之所领发，继以学道之所捐济，而又加以诸荐绅之所义助，悉送该学，当堂给领包封，惟确视饥民之数殆倍蓰焉。八口相依，即数月之间可无忧矣。从此豪杰之壮志，不为冻馁所销；霄汉之鸿图，或以困衡愈奋[1](第525页)。
    崇祯十年（1637）孙传庭赈济陕西饥荒，其《奏报赈过饥民并发牛种银两数目疏》云：“今事已报竣，总计赈济过极次贫宗、贫生、贫民、贫军共九万八千一百三十九人，共散过赈饥银五万六千四百八十四两三钱，共给过牛种银三千六百五十八两六钱七分，二项共用银六万一百四十二两九钱七分，内一百四十二两九钱七分系秤兑多余之数。”④ 可见，至迟到明代晚期，平时的资助、救助之外，灾荒期间贫生的赈济问题已很突出，成为灾荒赈济事务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
    上述事例表明，其一，明代后期，虽然朝廷有相应的优免政策，生员中却的确有一部分日常生活就不优裕、甚或处于贫困线以下者。遭遇灾荒，更难以度日。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有钱人才能读书，或者读得起书的都是有钱人家⑤。其二，生员之中，也有执著于斯文、面子，不愿轻易出面领赈者。潘游龙《康济潽·救荒》中所谓“生儒之辈、门楣之家，有宁饿死不食嗟来者”。前述内乡县儒学生员李来学是为典型。至少从理论上看，明官方对于贫生的赈济是非常重视的，且较为维护斯文及生员的“面子”，如对所谓“穷约自守”的“贞士之清操”的推崇，对“廉耻之素心”的维护等。亦有人提出要为此等人户提供特殊照顾，即如张氏主张“荒年有外具衣冠，内实饥馁，不能忍耻就食者。如托人瓶钵取食，勿生疑阻。倘访知果赤贫无人转托者，更宜挑担上门量给之。”⑥ 其三，对生员的赈济较之一般贫民的赈济要优厚，至有“视饥民之数殆倍蓰”者。赈济生员所动用的银两有多种来源，包括朝廷所发赈银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