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承明制，入关伊始就非常重视贫生给赡问题。前文曾提及明代的学田与贫生赈济，清代完全继承了明代的学田制度，而且更加重视。《皇朝文献通考·田赋考十二》载：顺治元年（1644）即令直省各置学田，“凡直省各学贫生，听地方官核实，申文该提学，于所在学田内动支银米酌给。”顺治十四年，又诏令各直省清厘学田，不许豪强隐占。州县逐一清厘学田田租，用来赈济贫生。如有余剩，仍令解部。康熙年间，亦多次强调学田田租赈济贫生的功用。康熙二十七年（1688）议准：“学田租赋应给赡贫生，务在严核举行，俾沾实惠，毋听奸胥冒滥侵欺。除通稽各学田原额若干，每年额租若干，先造清册报部外，每年终将用过某费若干项，赡过贫生某某若干名，详开旧管、新收、开除、实在，造册报部。如册部隐漏迟延，振贫虚名无实，及教官、学霸、豪强之家私据侵占者，察出按法追究。”对贫生给赡的高度重视，也从一个侧面表明贫生问题较为突出。
    贫生问题较为突出亦可从清廷交纳赋税的定限中得到佐证，亦即清廷明确将生员区分为“富生”和“贫生”二部分，分别给以不同的定限“待遇”。《大清律历》规定：“凡贡监生员中，富生上户定限五月完半，十月全完。如届期不清，再展二月，以岁底全完为率。中下贫生定限八月完半，岁底全完。如届期不清，中等以开岁二月为率，下等以开岁四月为率，务须全完。如逾限不完，即行详革。革后全完，仍准开复。若委系赤贫无力，而尾欠仅属分厘者，详查明确，暂免详革，准于秋收并入限年完半数内带征完足。”⑦ 这样具体的区分及规定是前朝所未见的。
    清代明确对灾荒时期的生员赈济做出规定，今见最早在乾隆元年（1736）。“乾隆元年议准：被灾贫士，向不在齐民赈恤之列，原以郑重斯文，但贡监生员实有赤贫无食者，令报明该教官造册，转送地方官，按其家口，量加抚恤。”⑧ 然真正成为清代生员赈济指南的是乾隆三年四月二十二日的上谕。谕云：
    各省学田银粮，原为散给各学廪生、贫生之用，但为数无多，地方偶遇歉年，贫生不能自给，往往不免饥馁，深可悯念。朕思士子身列胶庠，自不便令有司与贫民一例散赈。嗣后凡遇地方赈贷之时，着该督抚学政饬令教官将贫生等名籍开送地方官，核实详报，视人数多寡，即于存公项内量发银米，移交本学教官均匀散给，资其饘粥。如教官开报不实，给散不均，及为吏胥中饱者，交督抚学政稽察，即以不职参治。至各省学租，务须通融散给极贫、次贫生员，俾沾实惠⑨。
    此后饥荒时期的生员赈济，基本上是在此原则指导下实施的。如乾隆七年，江淮大饥，拨用帑银千余万赈济⑩；乾隆八年七月，直督高斌主持河间、天津等地旱灾赈恤(11)；乾隆二十七年赈济直隶水灾[2](第689页)；道光三年（1823）夏赈济苏松地区水灾；即多照此办理。方观承《赈纪》、姚碧《荒政辑要》、那彦成《赈纪》、汪志伊《荒政辑要》等重要荒政书论及相关事宜，皆以此谕为准则。
    综观有关谕令、规定不难看出，清代对于灾荒期间的生员赈济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第一，乾隆元年以前，清廷并没有将生员赈济纳入灾荒赈济体系之内。这也意味着除了平时给赡、赈助外，灾荒期间的生员赈济似乎亦由学田学租担负，这应是清廷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学田学租的原因之一。而且在做出新的规定以后，最高统治者仍然强调各省学租应发挥重要作用，即“至各省学租，务须通融散给极贫、次贫生员，俾沾实惠。”统治者明白，平时之给赡是否及时、能否真正落到贫生手中非常重要。于贫生而言，平时生计充裕，到灾荒时亦能发挥作用。乾隆十年（1745），重新议定散给学租之法。旧例，学臣散给学租，时间定于各地方考试结束之后，根据各学册报人数给发，极易产生弊端。“至是奉上谕：散赈于考试事竣之日，何如散给于士子云集之时。嗣后学政、学官确查极贫、次贫，造具细册，于按临之日投递学臣核实，即于三日内逐名面赈，则贫生均沾实惠。该教官等如有滥开混报等弊，亦易查出参处。”(12) 但是，各地各学所置学田的面积、收入及其与生员或贫生的比例参差不齐，学田收入亦不稳定，所能解决的贫生问题的程度更有较大差异。
    第二，在“郑重斯文”、生员有别于齐民这一核心理念上，清朝与明朝是一脉相承的。正如方观承《赈纪·禁生员冒赈谕》所言：“细绎诣旨（乾隆三年谕旨之意），以伊等身列胶庠，不便等于饥民散赈，惟令地方官视人数多寡，酌拨银米，资其饘粥，宜不复核户验口，同贫民列入赈册矣。所以别士族于齐民，恩意至于优厚。”又如某知县《本县优礼斯文诸生可赴儒学领赈示》所云：
    照得告赈诸生，萤灯苦志，雪案埋头。子夜青灯，会见绝编研露；丁年黄卷，未获衣锦梯云。既无负郭之田，难免悬鹑之结……自后诸生不必同饥民领谷，但赴儒学报名，以凭照册发赈，务与齐民有别。盖鸡鹤原不同群，驽骥岂容共栈？今汲西江以活鲋，庶使点额之颜不沦菜色；后破巨浪以驾鲸，幸将剥肤之痛转念苕华。[3](第250页)。
    清廷采取的具体措施虽前后有别，如赈资先用学租，后动用存公银两等，但这一理念却未动摇。甚至有对贫生赈济不称赈而称恤，为的是表明与齐民有区别。方观承《会议办赈十四条》第八条指出：“今议恤贫生户口，动用公项，是否敷用，请饬藩司定议照办。如有贫生混入灾民滋事者，轻则发学戒饬，重则革究。”“贫生不言赈者，所以别于齐民也。当晓之，以养其廉耻。”道光三年（1823）夏，赈济苏松地区水灾，太仓州在平粜时，专门开设州学厂一处，为贫生籴米提供条件。“州宪张因贫士多自爱，或不肯赴厂籴米，饬州学正孙应谷另领米石在学平粜，每升减价十文。”（顾嘉言等《娄东荒政汇编》）
    第三，生员赈济有别于齐民赈济之处主要有三：其一，赈济银、米的来源不同，赈济生员之银米来自地方“存公项内”，并非朝廷发放之赈济银粮。这一点似乎与明代完全不同。其二，赈济由本学教官具体负责，按生员名籍查报名数、领银米散给贫生，不同于贫民由地方官给赈。汪志伊《荒政辑要》载：“被灾贫生，例系动支存公折给赈银。应令该学官查明极、次及家口大小口数，造册移县覆查明确，会同教官，传齐各生，在明伦堂唱名散给，所以别齐民也。如或有滥有遗，即将该教官揭参。”“贫生赈粮，由该学教官散给。灾民赈粮，由州县亲身散给。”“至灾地贫生，委系赤贫者，该教官预查造册，转送州县，以凭一体查办。”(13) 其三，同居、直系亲属亦与齐民有别。方观承《赈纪》载：“贫生户口，由教官查明开送，无庸列入草册。其同居弟侄，亦不得造入民户。”此举意在抑制混冒，未必是为优待。总而言之，清代对生员的饥荒赈济是一套单独的、具有封闭性质的赈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