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个别或少数生员冒赈、虚报户口，自然无人感到意外。然而，像方观承所见，一个县或一个府所有生员都自报是贫困户，那么，冒赈者恐怕就不是少数了。显然这已经不止于令人意外，而是令人大感失望了。值得特别强调的是，这种现象发生在乾隆初年，正当通常认为的清朝盛期或上升时期。
    无奈之下，方观承等经过访查，做出了“一学内实系乏食贫生，不过三分之一”的判断，并据此提出以各学生员的1／3为需要赈济的贫生的方案。其《贫生定额给赈议》云：“既不与饥民一体查赈，自不便入室点验丁口，但据报即行全给，殊多浮冒，公帑既属虚糜，士习亦滋偷薄……饬令教官通开文武生名册，准照三分之一定额给赈。”虽然一开始司院批复不准，仍令由教官据实开造。但是，如上所述，所谓据实根本无法进行，最终不得不按照“三分之一”的方案实行。在中国历史上，当解决的问题涉及户、口数量时，盛行由当事者事先定好比例，而不是根据实际人数统计这样的做法，此例表明，有时具体情况是复杂的，并非全属长官意志的作用。
    贫生户数的问题之外，更有贫生口数的问题。“一户开送自五六口至二三十口之多”也许只是极个别的情况，甚或不无夸张，但贫生所报每户人口数远多于贫民却是事实。表1、表2是据直隶新安、湖广江夏二县较完整的资料整理而成的，其中数据除了反映贫生、贫民户均口数的差别，亦显示出时间、地区间的差异。
    乾隆年间方观承在直隶解决贫生口的问题，办法是“（贫生）每名均以三大口为率，按米折银，照次贫月分散给。其偏灾州县，就所居之村庄，照次贫民户加赈月分，每户亦均以三大口为率。”(18) 以此标准考量，新安县贫生户的规模似乎接近，但亦较贫民户高出许多(19)。江夏县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首先，江夏县贫困生员数量较多，除表2列149户外，尚有续补赈济贫生12户，合计161户。其中“其闻赈归来贫生”多达56户，大口211，小口157。这么多生员家庭流移，一方面表明水灾非常严重，同时亦知生员中贫困者的确不少。特别是江汉平原的水灾，对生命、财产的破坏是残酷的。“该生等均系寒儒，平时教读糊口，差足自给。因大水泛涨，屋宇淹塌，馆童星散，束手无策，是以邀恩请赈，以济时艰。”“洪水为虐，以致栖身无所，乞食无资，竟有非赈不活之势。”另外，无论户均大口数还是户均小口数，江夏县贫生都远远高于贫民，户均口数统计，贫生竟高出贫民一倍以上。与方观承所定标准比较，贫民基本相当，贫生仅大口数量就已远远超出，另外还有近三口的小口。那么，是生员户家庭规模确实比一般民户大出一倍以上，抑或有其他原因？联系其他例证，恐怕不无多报户口冒赈之嫌。
    嘉庆年间发生的甘肃省固原州文生白淑通冒赈一案，是见于荒政著述的少数冒赈案例之一。那彦成《赈纪》载：“文生白淑通及乡约白玉等捏开户口，多领赈票之事。查捏冒贪利，已属不法，乃该生身列胶庠，不遵王法，竟至聚众抢犯，情节尤属可恶。”不难看出，与捏开户口，多领赈票相比，聚众抢犯乃清廷更为恼火之举。因此，嘉庆十六年（1811）四月初十日奉旨：“此案刁生白淑通身列胶庠，胆敢起意冒赈，又复主谋纠众夺犯，殊属目无法纪，本年秋审，自应列入情实，亦必予勾。所有白淑通一犯，著即处绞，余依议。钦此。”显然此案的关键并不在于冒赈，其所以酿成大案，惊动皇帝，能够在荒政史上留下一页，主要是他胆敢挑战清廷的权威，触犯了皇帝大忌。与此相比，仅仅捏冒贪利之类的案例自然难以“名垂青史”了。冒赈之外，还有生员带头闹赈者。道光十一年（1831）苏皖赈灾中出现的“灾头”名色，始作俑者实即生员人等。林则徐《议详江苏查赈章程》记载：“灾之轻重，户之极次，口之多寡，皆应静候印委各员查明册报。乃有刁生、劣监、土豪、地棍，倡为灾头名色，号召愚民，敛钱作费，到处连名递呈。及委员查赈时，呼群结队，牵挽喧嚣，不令挨户入查，直欲先抢赈票。又暗使妇女泼水掷土，围轿拦舟，或请委员上楼而绝其梯，或诱委员入庙而扃其鐍。此种混行搅闹，目无法纪，尤为可恶。”[5](第23页) 较之本人冒赈，闹赈的影响更为广泛、恶劣。
    前文多次强调，贫生赈济的程序、方式等与贫民赈济大不相同，那么，贫生赈济的标准与普通贫民有无差别？对此，文献记载中多语焉不详，且无专门论述。不过，通过对所见具体赈济事例的对比分析，可知生员赈济的标准与普通贫民基本相同，并无大的差别。这一点似乎与明代不同。
    据吴元炜《赈略》记载：乾隆二十七年（1762），直隶水灾，新安县赈济贫生129户，526口。户均赈米0.87石，大小口平均赈米0.21石。赈济极、次贫民10575户，31216口。户均赈米0.60石，大小口平均赈米0.20石[2](第688-689页)。道光三年（1823）夏，苏松地区大水，清廷对灾区民众分别加以抚恤、赈济，其中包括贫生。以太仓州、镇洋县为例，其用银数量及其分发标准如下表。
    说明：本表据顾嘉言等《娄东荒政汇编·纪恩》编成。表中计算口均数时以二小口为一大口计。例赈时区分贫民、贫生为极贫、次贫二等，故口均数不易计算准确。
    抚恤和加赈的力度，贫生与贫民的人均完全相同，由于例赈是分为极贫、次贫两个等级分别发赈，力度不同，而且贫生一般是按次贫标准发赈的多，因此，不易比较。
    当年太仓州还采取了平粜措施，而且开设州学厂一处，专门为贫生籴米提供条件。“州宪张因贫士多自爱，或不肯赴厂籴米，饬州学正孙应谷另领米石在学平粜，每升减价十文。自道光三年十月初十日起，至（次年）四年四月底止，共粜米二百二十五石，计亏折钱二百二十五千文。”州境同时设厂14处，从粜米数量和公私捐贴钱文的情况看，各厂平粜米石所减价格并不统一，有些米厂平粜减价不到每升十文，但亦无为贫生特别减价的记载。可能因为贫生数量少、需米量小，加之身份特殊，因此“每升减价十文”的标准比较有保证(20)。
    当然，生员群体不止有受赈者。仅从经济状况言之，生员群体内各成员之间极不平衡，一方面是大量贫生存在，另一方面，有力生员又是民间赈灾粮、银的主要捐献者。而且，不少场合，生员成为救荒的实际主持者。
    三
    灾荒时期是一个特殊时期，严重饥荒时期，乃考验人性之绝好机会。特别是在经历苦难之煎熬、面临生死之抉择的情况下，人性之优缺、长短，真实面目不易掩盖，基本暴露无遗。
    富室在丰年，贤否未知也。及至荒年，或恻怛而济惠，或顽忍而不恤，富室之贤否分矣。小民在丰年，善恶未白也。及至荒年，或坚忍而守分，或无赖而妄作，小民之善恶见矣[1](第559页)。“富室”、“小民”如此，生员也不例外。
    明清时期，各府州县学生员各有定额，但童生生源却无太多限制，除极少数所谓倡、优、隶、卒等人户外，大多数愿读书者皆可应考。且因人口急剧增长，州县数目随之增加，生员定额呈不断扩大之势。人口急剧增长这一因素与明清生员问题有极大干系。在潜在的功名、利禄的诱惑下，越来越多的人进入科举考试行列，其中包括很多贫寒人家。有的甚至不惜变卖家产、借贷而为之。就个人言之，不少人年已老迈，甚至有八九十岁、上百岁仍在以生员身份参加科举考试的[6](第85页)。生员群体的膨胀，来自下层家庭的生员人数增加，获取更高层次功名的出路有限，势必造成生员群体流动的壅滞，加剧生员贫困化的程度。而部分生员生计贫困加剧，又势必影响其气节、操守等，面临饥荒考验，极易发生动摇。清廷对灾荒期间的生员赈济实行专门的、封闭性赈济制度，亦与某些问题的发生不无关系，值得进一步探讨。
    收稿日期：2005-0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