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嘉庆十七年以后，阿盐的发展遇到很大阻力，日渐衰退。
    吉盐归官虽在初期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此后吉盐连年亏课误运、壅滞难销，相关的章程则旋议旋改，屡经更张，“官民商夷交困”，（注：张穆：《蒙古游牧记》卷11《阿拉善额鲁特蒙古游牧所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日渐成为河东盐政的负担。嘉庆十七年，清政府只得停办吉盐，将吉兰泰盐池归还阿拉善亲王。
    清政府将吉盐归还阿拉善亲王之后，为避免重蹈此前阿盐侵犯内地盐区之覆辙，对其运销做出严格规定：只准车载骡驮由陆路运贩，不准水运；（注：参见阿旗档：101-4-85，第148页。）只准阿旗境内蒙古人自行捞盐贩运，不许阿拉善亲王组织人员行运销售。（注：参见阿旗档：101-4-89，第69页。）乾隆五十一年之前，清政府虽然对阿盐的水运也进行过封禁，但对阿盐从磴口到托克托城之间的水运尚不曾禁止，而此次的水运禁令则更为苛刻，明确所谓“不准水运”是指“自磴口以下一概不准水运”。（注：阿旗档：101-4-86，第129页。）可见清政府对阿盐防范之严。这些规定严重束缚了阿盐的发展。与此同时，阿盐还受到了其他蒙盐的冲击。晋北地区原本主要是阿盐的控制范围，但是自从阿盐奉官归商办理之后，鄂尔多斯盐和苏尼特盐等其他蒙盐即趁机进入晋北行销，逐步分割了阿盐曾经控制的地盘。阿盐在与鄂盐等其他蒙盐的竞争中逐渐失去了其急先锋的角色及诸相关优势，已无力对失去的地盘一一收复。
    以上几个因素导致此后阿盐的营运状况呈现一副消极冷落的景象，由极盛转为衰退，每年的行销数量“不过三千石上下，较比昔年水运十不及一”，（注：阿旗档：101-5-186，第28页。）始终未能重现昔日的辉煌。虽然在此期间，阿盐私自水运以及私改行运路线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但毕竟只是间歇性行为或短期行为，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其行运维艰的状况。
    三、阿盐对内地相关盐区的影响
    阿盐在内地逐步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其对内地相关盐区不断产生影响的过程。由于阿盐在各盐区发展的模式不尽相同，对各盐区的影响也有所不同。
    1.阿盐对陕甘盐区的影响从时间上来讲是长期的，从程度上来讲相对平和。甘省产盐地方不多，食盐不足，沿边地区向来听民买食蒙盐，积久遵行。阿旗南部与甘省之镇番（今民勤）、中卫、古浪等处接壤，这些地方均有阿盐“运入边界易换粮食，由来已久”。（注：阿旗档：101-4-78，第11页。）阿盐在甘省行销可以弥补这些地方食盐不足的状况，同时阿拉善蒙古人也藉此换取了粮食等必需品，双方均有裨益。另外，甘省贩运阿盐之人“多系回民，每年从九月起，至次年五月止，辘轳辗运，人数甚众”，地方官员担心“倘查办过严，此项谋食贫民一旦失业，恐致激成事端”。（注：阿旗档：101-4-77，第84页。）因此，清政府对阿盐在该地区的运销未行禁阻，即便在嘉庆初期阿盐对陕甘盐区的侵夺加剧，清政府也只是采取在沿边州县设局收税的政策进行有限的控制，惟恐封禁生乱。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陕甘盐区的盐课在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有限，阿盐在此行销不会撼动清政府的利益。
    2.阿盐对两淮盐区的影响，时间虽然短暂，力度却比较大，清政府对此的反应也极为强烈。嘉庆初期，阿盐一方面间接导致河东池盐对两淮官盐的侵灌，一方面则直接侵入两淮盐区四处行销，使两淮盐务大受冲击。两淮盐政佶山为此忧心忡忡，强烈要求将阿盐“禁止水运”，以阻止阿盐侵灌淮纲之势。（注：参见阿旗档：101-4-76，第83页。）嘉庆帝对此多次指出，阿盐偷越淮界行销，“于国计民生大有关系”。（注：《清仁宗实录》卷129，嘉庆九年五月丙申。）他要求地方官员严行查禁，一面将阿盐“清其源”，严格规定每年运盐船数，不许逾额；一面“截其流”，在内地与蒙古交界处多方设卡，层层稽查。（注：参见阿旗档：101-4-76，第171页。）终于遏制了阿盐充斥淮纲的局面。清政府之所以对阿盐侵犯两淮盐区的情形大为紧张，与两淮盐区的特殊地位有关。两淮盐区是清代最大的盐区，承担着大部分盐课，所谓“两淮课甲天下，国计所关”，（注：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4《征榷六》。）历来为清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阿盐的侵犯致使两淮官引历年滞销堕运，影响了清政府的盐课收入，自然受到清统治者的特别关注。
    3.阿盐对河东盐区的影响不仅持续的时间久，而且在不同的阶段呈现不同的表现形式，具有复杂性。
    河东引盐全恃解池所产，其产量易受天气影响，天晴可得旺产丰收，雨多即遭出产歉薄，从乾隆朝早期到嘉庆朝，解池缺盐情况反复发作，从而为阿盐的介入提供了可能的空间；而阿旗与山西经由黄河一水相通，又使阿盐向该盐区的行运具备了切实的可行性。
    阿盐最初在晋北地区行销，对河东盐区而言，起到了补充其盐产不足的作用。由于该地区远离解池，“类皆崇山峻岭，路径崎岖，舟楫既不能通，车行又多险阻”，（注：阿旗档：101-3-40，第117页。）河东官盐难以在此行销，阿盐的介入从某种程度上说减轻了河东官盐的压力。这也是清政府几经反复之后不得不认可阿盐在晋北行销的原因。
    随着阿盐行销规模日益扩大，其与河东官盐的冲突也日益凸显，渐至成为河东肘腋之患，并且促使河东盐区的盐法多次进行调整。前文述及的乾隆五十七年河东盐区改行“课归地丁制”，虽有诸多原因，但河东官盐屡遭阿盐侵犯、无法维持盐课收入是其重要原因之一。清政府试图以此来挽救受阿盐侵犯的河东盐政，结果却对阿盐失去控制，使其侵犯内地盐区的局面越发严重。为此，嘉庆帝在逾令中反复强调：“如能将晋省盐务，仍归官办，按照旧章，使口盐（阿盐）无从侵越，最为妥善。”（注：《清仁宗实录》卷128，嘉庆九年四月癸未。）“若不将池盐仍归商运，终不足以杜私贩之源。”（注：阿旗档：101-4-79，第42页。）嘉庆十二年，河东盐法再行变动，停止“课归地丁”，恢复商运。可见清前期河东盐政的几番调整均与阿盐对其冲击有密切关联。
    阿盐对河东盐区的另一影响体现在阿盐归官办运的过程中。嘉庆十一年，清政府将吉兰泰盐池划为主管河东盐政的山西巡抚管辖，使其成为河东盐区的一个组成部分。清政府希望达到“以吉盐之有余补潞商之不足，彼此调剂”的目的，但在具体实行过程中，阿盐与河东引盐之间仍摩擦不断。嘉庆十七年，河东众商奏请停止阿盐水运，理由是阿盐“顺流南下，必侵晋南，不数年间，潞引滞销，商力必致疲乏”。（注：以上均见阿旗档：101-5-193，第70页。）事实上，吉盐自招商承办以来，“每遇引地不能畅销，往往越境走私，侵灌潞纲，势所不免”。（注：（清）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216页。）同年，清政府停办吉盐，本应停征引课，却将盐税加给河东运商承担，（注：参见阿旗档：101-5-193，第70页。）从而加重了河东运商的负担。
    以上可以看出，河东盐区因池盐歉产引进阿盐作为补充，阿盐却利用自身优势转而对河东池盐形成巨大的冲击，并成为河东盐区盐法改制的重要原因。虽然阿盐亦曾被纳入河东盐区体系之内，但阿盐终不能与河东池盐形成“两无相碍”的局面。正如时人王庆云所言：阿盐与河东池盐“二者无俱利之势”。（注：（清）王庆云：《石渠余记》卷5《河东盐法篇下》，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