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余论
    在探讨清前期阿盐进入内地发展及其对内地相关盐区影响等问题的过程中，笔者注意到乾嘉两朝政府对待阿盐的态度有很大差别，而其前后态度的转变则直接影响到阿盐发展的进程。
    乾隆时期，从清最高统治者乾隆帝到相关的地方官员，对阿盐在内地行销所秉持的态度相对宽松，对阿拉善蒙古人关于阿盐的几次吁请（提请解禁、恳请水运）都能给以积极的回应。乾隆帝对阿盐与内地盐务的关系所定的基调为“原期两有裨益”。（注：《清高宗实录》卷1152，乾隆四十七年三月壬子。）地方官员秉承这一旨意，在处理阿盐问题时大都“通融办理，务使彼此有益、两无妨碍方为妥协”。（注：阿旗档：101-3-45，第12页。）即使当阿盐的发展与内地盐务相冲突时，清政府仍然为阿盐留有余地，未曾禁其水运，只在其行运规模等方面加以限制。
    与乾隆帝相比，嘉庆帝主张对阿盐采取强硬措施，否则“必致闾阎之脂膏，渐为外藩盘剥”，（注：《清仁宗实录》卷128，嘉庆九年四月癸未。）而且一再强调“中国自然之利，若任外藩图占，此则所关非细”。（注：《清仁宗实录》卷129，嘉庆九年五月丙申。）对阿盐抢占河东食盐市场的局面则大为恼火：“与其令阿拉善侵占，何如令淮北越境畅销？”（注：阿旗档：101-4-79，第54页。）嘉庆帝的严厉态度直接影响了地方官员对阿盐的策略，如陕甘总督那彦成就阿盐问题曾提出两套解决方案：一是对阿拉善亲王及其子弟赏给京中差使，使其远离本旗，不能管理阿盐事务；一是将阿拉善地方分割，令阿拉善亲王弟兄叔伯分管，“以弱其势”。（注：《清仁宗实录》卷138，嘉庆九年十二月壬午。）这两条颇为冒失的建议虽然并未获准，但从中不难看出该官员与嘉庆帝对待阿盐态度上的一致性。应该说，此时嘉庆帝及其下属官员们对待阿盐乃至对待阿拉善蒙古，已经不像乾隆时期的统治者那样恢弘大度、措置得宜，而是存有政治歧视和民族歧视，这一态度反映到具体政策上，即是对阿盐长期实行藩篱政策，成为阿盐发展的巨大阻力。
    那么，哪些因素导致了上述差别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略做解释。
    其一，阿盐对内地盐务的冲击力度在乾嘉两朝有所不同。乾隆时期，阿盐带给内地盐务的压力主要集中于河东盐区，清政府对阿盐的行销尚且能够进行有效的控制；到嘉庆时期，阿盐则渐至侵销其他盐区，尤其是对两淮盐区的侵犯，超出了清政府的容忍限度。这是嘉庆朝对阿盐进行严厉打击和强行压制的主要因素。
    其二，清政府对待阿盐的态度，也受到阿拉善蒙古亲王身份地位的影响。乾隆时期在位的阿拉善亲王是罗卜藏多尔济和旺沁班巴尔父子，他们都是清皇室的额驸，而且都曾为维护清王朝在西北的统治立下赫赫战功，（注：参见拙文：《清前期出兵西北过程中的阿拉善蒙古》，《黑龙江民族丛刊》2003年第5期。）因此受到乾隆帝的格外看重，旺沁班巴尔还曾被乾隆帝先后委以宁夏副都统、宁夏将军等地方要职。（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1210，乾隆四十九年三月辛亥；卷1294，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甲辰。）地方官员在处理阿盐的相关事务方面，也往往因阿拉善亲王的关系而多有顾忌。山西巡抚农起对阿盐问题的处理方案，甚至引起了乾隆帝的不满：“是又为周旋罗布（卜）藏多尔济起见，若作和事老人者然”，并特别告诫他“于此事无可瞻顾迴护”。（注：《清高宗实录》卷1152，乾隆四十七年三月壬子。）嘉庆九年，旺沁班巴尔去世，清统治者的态度为之一变，嘉庆帝谕令山西巡抚伯麟等人：“此时阿拉善王尚未袭爵，机会正属可办。”同时叮嘱他们在处理阿盐问题时不必“畏首畏尾”。（注：《清仁宗实录》卷128，嘉庆九年四月癸未。）因旺沁班巴尔没有子嗣，由其弟玛哈巴拉袭爵。与其父兄相比，玛哈巴拉并无军功战绩可以依恃，加之刚刚袭爵，根基不深，清统治者正是趁此时机对阿盐问题进行彻底查办。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阿盐的经营者问题。阿拉善蒙古偏居西北一隅，地势偏僻，信息闭塞；加之清统治者对蒙古民众长期实行“愚民”政策，使阿拉善蒙古人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难以独立承担经营阿盐的全部工作。例如，语言交流即是阿拉善蒙古人营运阿盐的一大障碍，蒙古人通晓汉语者寥寥无几，至内地“语言不通，难以交易”。（注：阿旗档：101-3-45，第12页。）即便偶一为之，亦需雇用汉人充当“通事”（翻译）。（注：参见阿旗档：101-4-89，第30页。）这就导致阿盐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来的内地商民，而不是本地的阿拉善蒙古人。经营阿盐的主体人员是来自甘肃、陕西、山西等地的汉、回商民，尤其是甘肃“中卫、皋兰等县民人，多不种地，常赴盐海随便捞盐”。（注：阿旗档：101-4-77，第84页。）总体来说，包括组织捞运盐斤、购备工具口粮、采买木植、打造盐船以及行运阿盐到内地销售在内的种种工作，几乎都由内地民人进行操持。乾隆时期，盐场的工作人员多达千余名，（注：参见阿旗档：101-3-117，第79页。）其中绝大多数是内地商民。可以说，阿盐经营过程中的产、运、销，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内地商民的参与。
    经营主体的外来化是阿盐发展的“软肋”，一旦失去内地商民的参与，阿盐的营运体系即陷于瘫痪。嘉庆十年，清政府严行驱逐滞留阿旗境内经营盐务的内地商民，并严禁内地民人出口，结果导致阿盐最大的产区吉兰泰盐池“竟弃置为无用”。（注：《清仁宗实录》卷128，嘉庆九年四月癸未。）由此可见阿盐的发展对内地民人的依赖程度。同时，也应该看到，内地民人长期在阿拉善地区经营盐业，一方面推动和促进了阿盐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阿拉善蒙古族与汉、回等民族间的交往渐著推进。内地汉、回民人在阿旗境内与当地蒙古人长期的共同生活、频繁接触，产生良性互动，从而促进了阿拉善蒙古人与内地汉、回等族人民在经济、文化、习俗等方面的相互影响、渗透和融和，对这一地区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也是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