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殖民城市的建立对拉美社会的影响
    西班牙和葡萄牙人按照本国的模式在新大陆迅速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城市网络，这些新建的城市把征服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等带到新大陆，对拉美社会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在新大陆建立城市的同时，也成立了市政议会，主要为土生白人所掌握。19世纪殖民地人民开始独立运动之时，土生白人即首先掌握和利用这一组织，为革命而发号施令。
    在西班牙美洲，起初市政议会不仅是土生白人麇集的地方，而且是地方权力运转的主轴。它管理着城市及其周围的广大郊区。首席市长是行政长官，拥有宪警权，掌握私人事务的审判，确定农产品和手工制品的管理条例、税则。有关市政的决策和在市政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们可以召开公开的市政会议进行表决。在总督府，当总督死亡时首席市长可以代行其职。可以说市政议会是整个西班牙美洲政治结构的基石。在委内瑞拉历史上发生的两件事很能说明市政议会在殖民地政治史上的特殊地位。
    1560年委内瑞拉几个城市的市政议会委派特鲁布略城的公民桑丘·布城森略作为这些城市的代表向国王陈述事务。布里森略从国王那里争取到了四项让步：（1）委内瑞拉诸城每年可以经办一艘船，运载货物从加迪斯启航，只付普通关税的一半。（2）免税进口200名奴隶到矿区和农场服务。（3）给缺少土地的牧师提供更好的供给。（4）对现任省长死后由谁来管理该省的人选作了最后的决定，并明文规定如省长空缺，管理权交城市的市长⑧。
    第二件事是1675年委内瑞拉省长去世后，圣多明戈检审庭任命了一名法官为临时省长。根据西班牙传统和市政议会权力，新的临时省长必须接受市长们对他的审查。这位临时省长向市政议会提交了委任书，但是，市长们与市政议员协商后拒绝承认他行使职权，理由是检审庭无权任命省长，在西印度事务院任命的正式省长到任前应由市政议会代行其权力。
    这些事件表明，市政议会逐渐演变为独立于王权之外，代表土生白人利益的一种势力，土生白人利用市政议会扩大他们的自治权，削弱王室对美洲殖民地的控制，市政议会就成为地方势力的堡垒中心。土生白人逐渐取得了政治上对半岛人的优势，使宗主国对美洲殖民地的驾驭颇感力不从心。为此，从1700年之后，波旁王室历代君主试图加强对美洲殖民地的控制，限制、削弱市政议会的权力，使土生白人丧失代表自己利益的权力中心。这更引起土生白人的强烈不满，土生白人与半岛贵族之间的矛盾加深，斗争愈演愈烈不可调和这样，一场旨在摆脱西班牙统治的独立战争就拉开了帷幕。
    在葡萄牙巴西，由于葡萄牙王室本身力量较弱，无法对巴西这样大的殖民地实行严密的控制。所以，巴西的市政议会自始至终比西班牙美洲市政议会的权力要大得多。但这个权力被一小撮富有而跋扈的大封建领主和大种植园主严密控制着。他们比西班牙美洲庄园主的势力还大。葡萄牙王室甚至巴西的总督都对他们奈何不得。所以，巴西的一位学者对他们有过这样的描写：“巴西实际上不是被里斯本的国王，也不是被巴伊亚的总督统治着，而是被各地区的统领，被分布在人烟稀少、幅员辽阔各地域内的形形色色的大家族首领所统治着。”⑨正因为如此，后来巴西的独立运动带有白人贵族封建分离主义的色彩。
    （二）西班牙美洲在独立之后分解为许多国家，而葡萄牙巴西在独立以后仍保持完整，这与它们各自的特殊城市网络有密切的关系。
    西班牙美洲城市是中世纪卡斯蒂尔公社模式的移植，而西班牙城市又是古代罗马帝国城市的翻版。城市具有古代城邦国家的某些特征，它是一个城市共同体，范围包括广大的周边地区。尽管矿业是殖民地最获利的企业，但城市对小麦、牛肉、猪肉、酒、糖等产品的需求量很大，因此在城市周围地区，商品性农业也是赚钱的。富裕的西班牙人（最初是监护主）大量投资于农牧业，城市周围的农牧业也就发展起来。这样，在每一个城市地区，以重要城市为中心、以周边的农村地区为外围兴起了能够自给的区域经济，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圈。经济圈之内的联系比较广泛、密切，但经济圈之间的联系则很少，相互之间的商业作用也很小。这一方面是因为西班牙王室为了有效地控制殖民地，严格限制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另一方面落后的交通运输工具也是它们之间联系的一个障碍。例如，在18世纪晚期，使用马车从圣胡安往萨尔塔运酒需要40余天。有些季节交通道路则完全中断。这些因素刺激了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区域经济发展了，区域政治精英也随之崛起。这些区域政治精英为了维护他们区域的利益，不但要与宗主国进行斗争，而且还要与别的区域的政治精英进行斗争。这样，在每一个城市共同体之内既有一致的经济利益，又有共同的政治利益。随着西班牙美洲的独立，当时具有重要意义的城市连同它周围的地区，就演变为城市－－国家模式，形成一个个独立的国家。
    葡萄牙巴西在独立后仍保持完整，这与葡萄牙王室对巴西松散的行政控制有密切的关系。巴西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比较密切。在巴西东北部的两个城市萨尔瓦多和累西腓是糖业贸易中心，而里约热内卢则是米拉斯吉拉斯州的矿业中心。它们是殖民地时期巴西三个最大城市。即使到了1850年只有这三个城市人口超过7万人，其他的城市人口没有达到5万的⑩。而这三个城市地处沿海，联系相对容易些。以这三个城市为主，巴西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比较密切，可以说它们有共同的经济利益，这为独立以后的巴西仍保持统一完整奠定了经济基础。
    （三）西班牙和葡萄牙人按自己的文化传统在新大陆建立城市，同时也把母国的文化传统带到新建的城市中，特别是天主教文化中巨大的、众多的不利因素给拉美社会带来了恶劣的影响。
    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在征服新大陆的过程，铁蹄所至教士随之，每建立一座城市都要修建天主教堂。在印第安人比较集中的城市，殖民者限制和摧残印第安人的民族文化，尽可能减少印第安人的民族意识，用欺骗、愚弄和强行灌输的手段向印第安人传播天主教教义和文化。印第安人的社会生活受到教士的严格控制。印第安人的“家庭生活、衣著、礼仪和道德，都受教士的约束，连休息娱乐都受着管制。”（11）印第安人的社会生活是环绕着传教区而运行的。天亮时，传教区鸣钟召集所有的人到教堂去，中餐和休息以后，傍晚的“奉告祈祷钟”再召唤印第安人去祈祷。到了晚上印第安人才得到轻松（12）。在这种封闭的、充满宗教气氛的社会环境中，印第安人很难再进一步发展自己的文化传统，也很难接受天主教文化之外的其他外来文化的影响。况且，在殖民早期和中期，西班牙王室为防止“邪教异端”的传入，一切非天主教徒和非西班牙人不得随便移居美洲殖民地，因此去拉美的移民以及他们的后代都是清一色的天主教徒，由这样一些人所建的城市理所当然地弥漫着天主教文化和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