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上，卿大夫有义务率领私家武装参加国家的对外战争。卿大夫的私家武装有两支：一是以族人为骨干的族兵；二是由采邑民组成的采邑兵。卿大夫的族兵对内保护本族利益，一旦国家遇有战事，则迅速调动起来投入战斗。如晋、楚城濮之战，“唯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实从子玉，[2](僖公二十八年) 所谓“若敖之六卒”即子玉的族军。在鄢陵之战中，“栾、范以其族夹公行”。[2](成公十六年) 在邲之战中，晋知罃被俘，“知庄子以其族反之”。[2](宣公十二年) 在君权强大时，公室握有卿大夫“族兵”的调兵权。《左传》宣公十七年，郤克“请伐齐，晋侯弗许。请以其私属，又弗许”。卿大夫的采邑大多数位于野之中，起初采邑一般不设武装。春秋时期，列国先后打破了国野的界限，赋予了野人当兵的权利。[5](p.128) 各国卿大夫的采邑纷纷建立了武装。随着战争的发展，卿大夫的采邑兵的规模扩张到了惊人的地步。《左传》昭公五年：“韩赋七邑，皆成县也。羊舌四族，皆强家也。晋人若丧韩起、杨肸，五卿八大夫辅韩须、杨石，因其十家九县，长毂九百，其余四十县，遗守四千，奋其武怒，以报其大耻。”哀公十一年云：“鲁之群室，众于齐之兵车。”春秋后期，公室“公乘无人，卒列无长”，[2](昭公三年) 卿大夫的私家武装成为维持列国统治的主要力量。
    作为国家的地方政权，采邑在国防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春秋时期，列国卿大夫的采邑最初多建于国家的边鄙，《左传》昭公十一年，申无宇云“五大不在边”，所举的例子是“郑京、栎实杀曼伯，宋萧、亳实杀子游，齐渠丘实杀无知，卫蒲、戚实出献公”，可见京、栎、萧、亳、渠丘、蒲、戚最初无一不在边地。列国把卿大夫的采邑封在边鄙，目的就是利用采邑来保卫边疆。《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有都以卫国也。”可见，保卫国家的边防是采邑不可推卸的责任。
    “家”是春秋列国的地方政权，承担着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义务，所以“国”和“家”有相互依赖的一面。《左传》襄公十四年：“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以相辅佐也。”襄公二十二年：“国卿，君之贰也。”昭公九年：“君之卿佐，是谓股肱。”列国之所以将卿大夫譬为“股肱”、“辅贰”，即在于春秋时期，“家”仍是“国”的基础，故公室只好违心地依赖于卿大夫之“家”。正因如此，春秋列国常采取更立宗主的办法处置失败的卿大夫，而不绝其族祀。如鲁国杀叔牙而立叔孙氏；齐国鲍牵被刖，“齐人来召鲍国而立之”；晋讨赵同、赵括，乃立赵武。[2](成公八年) 列国通过“兴亡继绝”，使一些破败的家族得以恢复，目的是为了扩大和巩固政权的基础。此举清楚地反映了国家对家族的依赖性。
    另一方面，卿大夫之“家”具有私家政权的性质。这种性质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宗法制度决定了卿大夫的宗族组织具有私法团体的性质。
    宗法制度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制度，“主要实行于大夫士阶层”。[6](p.136) 在这种制度下，家族长对家族成员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谢维扬先生说：“宗法制度的本质可以说是一种私法制度。就是国家（同时也表现为法律）承认血缘团体的领袖对其成员有代替法律（亦称“公法”）来实施的管理和处置权，承认这种血缘团体是国家行政及司法的基本单位。”[7](p.198) 此说至确。《左传》成公三年，晋知罃被楚释放后，对楚君说：“以君之灵，累臣得归骨于晋，寡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若从君之惠而免之，以赐君之外臣首，首其请于寡君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这说明，宗子荀首在得到国君的同意后有权在宗庙中处死其子。《左传》定公十三年，晋赵鞅因卫贡五百家与邯郸午发生矛盾，“赵孟怒，召午，而囚诸晋阳，……乃使告邯郸人曰：‘吾私有讨于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杀午。”赵鞅为赵氏大宗；邯郸午为侧室小宗。大宗赵鞅对小宗动辄召之、囚之、杀之，而且说这是“私有讨”，足见大宗对宗族成员的人身支配权何等之大。“私有讨”一语，反映了宗法制度的私法性质。宗族组织的这种私法功能，一方面使国家间接地实现了对家族内部秩序的管理，另一方面又势必强化族长的权力和地位，造成家族成员心目中只有家主，没有国君。
    第二，家臣对卿大夫的依附决定了家臣“不知二命”的行为准则。
    春秋时期，卿大夫任命家臣来管理家族和采邑的事务。家臣同卿大夫之间，具有强烈的依附关系。“策名委质，贰乃辟也”，[2](僖公二十三年) 是当时社会的普遍观念。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决定了家臣的行为准则是：只尽忠于家主，而不听命于国君。《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齐国大夫崔杼图谋害君，设计将齐庄公骗入自己的家，然后派家臣去杀庄公。庄公请求这些家臣放掉自己，家臣们回答：“君之臣杼疾病，不能听命。近于公宫，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家臣如果犯了罪，只能由家主来处置。《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晋祁胜与邬臧通室，祁盈将执之，并说：“祁氏私有讨，国何有焉？”杜注：“言讨家臣，无与国事。”家主对家臣的处置，国家一般不予干涉。可见，家主对家臣的人身支配权亦具有私法的性质。所以，卿大夫与家臣之间的君臣关系，与国君与臣下之间的君臣关系，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是私的性质，后者是公的性质。在《左传》中，“凡是以君臣对言者，都是特指国君与臣下，从来没有卿大夫与家臣对称为君臣的情况，有时虽然也用臣代指卿大夫家臣，但是都有严格的限定，标明为某某之臣”。[8](p.57) 公臣与家臣的这种区别，实质上是“国”与“家”之间公、私之别的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