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楚国的县制
    顾炎武说：“春秋之世，灭人之国，固为己县。”[15](卷22) 楚国就是灭国为县的典型国家。楚国灭国颇多，所以楚国置县数目肯定不少。《左传》宣公十二年，郑襄公对楚庄王表示郑国愿意“夷于九县”。“九县”一语表明楚国灭国置县必然很多。
    春秋楚国灭国后，通常是将原来的统治者迁出或赶走，委派官员对各县加以治理。楚国县的长官称公、称尹，如沈尹、芋尹、莠尹、嚣尹、陵尹、申公、息公、陈公、蔡公、商公、期思公、析公、叶公、白公等。楚国的县尹多由王族及其旁系分支的贵族担任，但并不能世袭。如《左传》的记载的申公，首任是斗班，次任是斗克，均出自若敖氏。而据日本学者平势隆郎的考证，此后申公不再世袭，而且楚国其余的县也无世袭之例。② 与晋国不同，楚县不再作为赏赐卿大夫的采邑，而是楚王的直属地。《左传》成公七年：“楚围宋之役，师还，子重请取于申、吕以为赏田，王许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若取之，是无申、吕也。晋、郑必至于汉。’”可见，申、吕是楚王的直属地，其军赋由公室直接征收，如果以之作为卿大夫的私邑，赋无所出，楚国将失去北部边境的军事屏障。顾颉刚说：“楚的县是直隶于君主的，没有封建的成分在内。”[16] 从楚县县尹不世袭、楚县直属国君这两个特点来看，顾颉刚先生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
    然而，春秋楚国的县制与后世的郡县制度尚有很大差距。楚灭国为县，县一般都置于边地，具有军事重镇性质。“楚的内地在春秋时期大约始终没有设县，而保持着封建形态的国野制度”。[14](p.27) 《国语·楚语》：“国有都鄙，古之制也。”据《史记·楚世家》载，楚灵王众叛亲离的时候，其右尹先劝他“待于郊以听国人”，继之又劝他“入大县而乞师于诸侯”，可见楚国在内地还未设县。楚县的内部，也没有经过明显的行政改造。周振鹤说：“楚县完全是以国为县，旧国与新县之间除了主人换了以外，尚无行政组织方面质的变化，”“其基层组织尚未经过重新改造（即尚未从氏族组织改造成为什伍乡里），且县的幅员未经过有意识的划定，”“所以春秋楚县虽为国君之直属地，但这只是开始脱离封建制的标志，还远未成为郡县之县”。[14](p.25) 其说至确。另外，楚县位于边境，规模太大，又以世族为县尹，并有强大的军队，也容易造成割据之势。后来楚国发生的蔡公和白公之乱就是例证。因此，楚国的县制也很不完善。以晋县和楚县相比，晋县多赐与卿大夫，而楚县直属国君，就加强君权而言，楚县为优。但是，晋县在其内部所进行的行政改造则较楚县前进一步。学者往往认为楚县比晋县具有先进性，似不够全面客观。
    春秋时代的县，是作为采邑制度的对立物而出现的，是“国”与“家”矛盾运动的产物。各国设县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遏制“家”的势力以加强君权。春秋时代的县尽管还很不成熟，各国的县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且未必能完全实现加强君权的预期目的，但它毕竟是从分封制向战国郡县制转变的一种过渡形态。县制与春秋后期的卿大夫执政制，交互作用，共同促使春秋国家结构向集权的方向演进。
    春秋时代的政治变迁，是以“国”与“家”的矛盾为主线展开的。诸侯通过立家，建立起以卿大夫采邑为基础的地方政权。最初，这种地方政权对维护列国统治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家”具有私家政权的性质，“国”与“家”公、私对立的不断发展必然导致分封制政体运转失灵。春秋时期“礼崩乐坏”，权力重心逐级下移，政治斗争日趋激烈，以分封制为基础的贵族政治最终陷入了危机之中。为了摆脱危机，社会的发展迫切要求有一种新的国家结构来取代运转失灵的分封制。春秋列国的县制和卿大夫执政制就是在这一方面的探索和尝试，但由于春秋经济“尚没有产生与分封制相抗衡的社会势力或集团”，[17] 所以上述的制度变革仍是在分封制的范围内进行的，并带有明显的旧制度的残余。以郡县制全面取代分封制的历史使命，最终是由战国变法运动完成的。
    收稿日期：2008－01－22
    注释：
    ① 参见顾颉刚：《春秋时代的县》，《禹贡》第七卷第六、七期合刊，1937年。
    ② 转引自杨宽《春秋时代楚国县制的性质问题》，《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4期。
    原文参考文献：
    [1] 马卫东．春秋时代五等爵制的存留及其破坏[J].史学集刊，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