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中有几位是威廉一世时的元老贵族朝臣或其后裔，即施鲁斯伯里伯爵，蒙哥马利的休，蒙哥马利的腓利普，克莱尔的理查德，诺森伯兰德伯爵莫伯雷的罗伯特（其在1093年继承其叔父库坦茨的杰弗里的封地）。这4人的家族都参加了1088年的反叛。而另两位大贵族尤的威廉、拉西的罗吉尔也是1088年的反叛者。他们都不是朝臣。在威廉二世即位后的8年间，总共才署证王令9次，有的人甚至1次也没有。可以说，争取参预王国政务、恢复昔日的显贵地位，是他们反叛的政治动机。事后，威廉二世严惩反叛者，或处以监禁甚至挖眼酷刑，或将其地产罚没。
    在国王集权的官僚政府机构尚未形成的情况下，封建王权的存在与巩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得到大贵族的有力支持。而要得到这种支持，则需国王拥有较强的个人权威和驭臣之术，这在王位之争导致统治集团分裂时尤须如此。威廉二世个人的政治形象与治国能力均乏善可陈，既无其父那种开疆拓土的巨大声威，也缺乏封建的统治经验。史载他终身未婚无嗣，又无正统的宗教信仰，曾被教会斥之为“一个渎神的反叛者”[①h]；他的嗜好乃是军事征服和掠取财物，完全是一个强悍无术的纠纠武夫。这样的国王当然不可能采取有效政策，来缝合封建王权与大贵族之间因王位之争而导致的政治裂痕。由此，他的权威因无大贵族支持而极不稳固，谋叛王权的潜在威胁并未消除，他本人也于1100年在温彻斯特森林狩猎时为贵族暗害。
    三
    到了亨利一世时期，英国封建王权与世俗贵族的关系在历经曲折之后有了历史转机，并逐渐形成较为广泛的政治合作新局面。
    亨利一世系威廉二世之弟，被部分贵族和主教拥立为王，即位次年（1101年）即受到贵族反叛的严重挑战。是年，其兄诺曼底公爵罗伯特率众渡海争夺王位，促使前朝潜存下来的王权与大贵族的权力之争再度激烈爆发。那些政治失宠的诺曼元老大贵族朝臣的后裔乘势反叛王权，成为坚定的“公爵派”；而前朝培植的新权贵和少数未失宠的大贵族，为确保既得权益，成为大力支持国王的“王党”。这次战乱虽被很快平定，但却给亨利王以极大震动，促使他在平叛后认真总结前朝两王的统治经验和教训，重新调整王权与贵族的关系，与贵族各阶层建立密切的政治合作。亨利一世是一个雄才大略、志向高远的国王，他的政治抱负，不仅是要征服诺曼底这一导致国政动荡的祸源之地，恢复其父时期的那种“跨海而治”的统一局面，而且要改革先王旧制，构建国王集权的官僚政府机构，以处理日益复杂的王国政务，确保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这也促使他在调整王权与贵族的关系时，从培固王权的政治基础着手，实施“擢新保旧、恩威并重”的治国方略。
    鉴于前朝的用人经验和大贵族反叛的教训，亨利王相当注重延揽和重用“新人”。所谓“新人”，即指出身寒微、起于草莽的识文有术之士。当时的编年史家称其为“起于底层之人”（men raised from the dust）[①i]。他们中有部分是国王内府的卑贱仆役，家世不清，可能是小土地所有者或骑士阶层中的贫寒者。国王大力擢用他们为朝臣、官吏，恩赐其土地财产，逐步培植起一个既能与大贵族分权制衡、又能适应于构建官僚政府机构需要的新贵阶层。
    “新人”朝臣不断临朝议决国政并署证王令，是此时王国政务的一大特征。据史家统计，亨利一世统治时期，“新人”在临朝者总数中平均约占20%，在王令署证者中约占25%，而且其政治势力呈上升态势。从1120年至1125年，他们平均约占临朝者总数的22%，在王令署证者中约占30%[②i]。在“新人”朝臣中，拉尔夫·巴西特、奥布里·得·维尔、巴斯得雷纳、杰弗里·得·克林顿都是国王的宠臣，在王廷中地位显赫。在此时的朝臣中，还有一些出身于次级封臣或接受王之军役领的富裕骑士，这些人也应属于“新人”一类。他们临朝署证不多，最多的一次在1102年，约占临朝者总数的18%，但在王令署证次数中才占9%[③i]。不过，如加上他们，“新人”朝臣的数量就更可观了。
    在“新人”朝臣中，不少人还被任命为中央和地方的显要官职。亨利王统治后期，拉尔夫·巴西特曾一度与大宰相罗吉尔分执相权，权势显重。奥布里·得·维尔则任王廷的宫室长，主持王室的财政开支[④i]。而他们任地方郡守者更多。据史家以《国库卷档》（Pipe Roll）等资料统计，1110年，大多原世袭郡守换上“新人”，只有12个世袭郡守在职。此后，由于“新人”朝臣的接任，到了1123年，只剩下3位世袭郡守。其中林肯郡守和诺森伯兰德郡守等都是王宠信的“新人”朝臣，而上述在中央的两位权力人物巴西特和维尔，还受命为监政（custodian），共同监督11个郡的政务[⑤i]。此外，新人“朝臣”充任各类法官、城堡镇守，森林守护官的亦不少。
    “新人”因勤于王事、政绩显著也受到国王的丰厚赏赐。据统计，仅就地产而言，当时全国约18%的罚没来的地产，和25%的无主继承地、33%的贵族旁系子孙的封地、17%的新封领地给予了“新人”。同时，还将16%的大地产的女继承人与“新人”婚配[⑥i]。而且，王还让他们享有一些经济特权，其所获地产常被豁免了税收，有的甚至在所获地产中享有为王行使司法权的特权。例如，哈莫·得·法莱斯，仅在1130年，就被王免去了他在沃威克郡的6海得半土地的丹麦金13先令，新人“朝臣”克林顿不仅在汉普郡拥有封赐的地产，而且被王任命为该地产的常设法官[①j]。总的来说，“新人”所获的地产仍不算大，不过，通过职位和封建地产及特权的享有，他们已跻身于统治集团，成为王国中颇具势力的新贵阶层。
    在培植新贵阶层时，亨利一世汲取前朝教训，推行“擢新保旧”的高明政策。在平定少数“公爵派”大贵族的反叛之后，并未对大贵族一概排斥，而仍对之重用和封赏，让其在国政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样，在前朝曾倍受贬抑的诺曼元老贵族的后裔，又渐渐恢复了朝臣的显要身分和地位，频频临朝议决国政和署证王令。据史家统计，大贵族朝臣此时在临朝者人数和王令署证次数上均占12%[②j]，这个数字较威廉一世时少得多，也比不上新贵族朝臣，但他们凡临朝就可署证，可见仍有权势。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是王恩宠的朝臣。有人统计，在对现存的亨利一世文件的署证中，博蒙特家族者为165次，克莱尔家族者55次，彻斯特-阿武兰齐斯-巴耶家族者55次，比哥德家族者112次。瓦伦的威廉第二，彻斯特伯爵雷纳夫第三，雷彻斯特伯爵罗伯特，克莱尔的理查德·菲兹·吉尔伯特，缪兰伯爵罗伯特、亨廷顿伯爵西蒙等都是当时有名的朝臣。其中瓦伦的威廉在前朝只署证王令2次，而在这一时期则达69次[③j]。此外，王亦常以各种形式对大贵族恩赏。如在统治之初，亨利王就任命克莱尔家族的人为伊利修道院长，任命彻斯特伯爵休的儿子为伯雷的圣·爱德蒙德修道院长，让其享有修道院丰厚的地产收入。而博蒙特家族则被赐予雷彻斯特的市镇和伯爵领。不过，亨利一世对这些大贵族家族的重用和恩赏明显留有余地，一般不授予其重要的具体官职，赐产也有限度。例如，王即位之初，莫尔吞家族的康沃尔伯爵威廉，曾要求受封到地产广大的肯特伯爵领，为王婉言拒绝。1120年，彻斯特伯爵死而无嗣，王让其亲属雷纳夫继承其领，但却让此人放弃了库伯兰德等地的大地产[④j]。很明显，这种举措无非是要防止大贵族势力坐大而钳制王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