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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前期英国封建王权与世俗贵族的关系(8)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历史研究》 孟广林 参加讨论

“新人”的效忠和政绩,也得到王的各种恩赏,如赐地、减免税收等,但比亨利一世时要少得多。如宰相卢西,到1179年其地产也才只有25个骑士领。这大概是因为此时官吏增多,国王财政拮据。不过,既然参预王国政务是提高身分、获取荣耀的捷径,“新人”当然乐于为官作吏,勤于政事。除上述情况外,这种现象还可以表4佐证之[②u]:
    表4.亨利二世时部分中小贵族的政务活动及地产占有情况
    (续表)
    同样,“新人”官僚也免不了受王权羁勒而难以扩展势力。宰相卢西因权势赫重而深为王猜忌,于1178年被迫退隐修道院,就是典型一例。此外,王在1170年实施的对郡政弊端的大清查,致使约22名郡守被撤职[①v],其中大多属于“新人”。
    亨利二世与世俗贵族全面密切的政治合作,为英国封建王权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政治基础。在其统治的35年中,亨利二世不仅能恢复和强化一度中断的政治集权进程,完善和扩建官僚政府机构,而且能有力遏止法国对英国的领土扩张,迫使宿敌苏格兰、威尔士、爱尔兰等臣服,顶住势力渐大的教会神权,有效地统治着领土广袤的“安茹帝国”。当然,亨利二世同样不可能根除统治阶级内部的权益之争。在他统治中后期,王国曾一度出现诸王子反叛和争夺王位的事件。而且,由于政府官僚和雇佣军的增多以及宫廷生活的奢靡等,亨利二世开始以增税和加重封建继承金等措施来缓解财政负担,王权与贵族在经济利益上的纷争开始显现。他在1168年和1172年的土地调查和征税,是部分贵族响应王子1173年反叛的原因之一[②v]。不过,双方的经济矛盾只是到了其子约翰王时,才因市场物价的猛涨而激化。
    以上粗略探讨大体可表明,自诺曼征服后的百余年间,英国封建王权与世俗贵族在封建土地等级分授占有制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统一对立的矛盾关系。国王的封赐和庇护,是贵族封建权益的源头;而贵族的拥护和参与,则是王权勃兴和扩展的前提。国王是贵族的政治代表,而贵族则是王权的政治基础。基于共同的根本利益,王权与贵族在正常的情况下必然要相依为援,特别是在亨利一世和亨利二世时期,王权更与贵族各阶层进行广泛密切的政治合作。国王的延揽和重用,使贵族得以频繁参与王国政务,而贵族朝臣和官吏的政务活动,则有力推动了国王的政治集权。另一方面,双方确也存在着矛盾,甚而导致一些有限而又激烈的斗争,但并不存在势若水火的截然对立,政治合作是这一时期双方关系的历史主流。这一时期贵族反叛固然与其封建离心倾向有关,但实际上主要是由王族的王位之争和某些贵族政治失意等因素促成的。只有当王位的最终归属尚在争夺时,或王权这个王国的政治“中心”失去了统治权威地位时,贵族的封建离心倾向才会较为明晰地暴露出来,但仍受到其政治向心力的制约。而一旦王位归属已成定局或王权从战乱中恢复了其“中心”的权威,贵族也就逐渐向王权归附。由是观之,在探讨中古前期的英国政治时,若囿于某种既定的理论或学术模式而忽略了对史实本身的审填考察,片面夸大封建王权与世俗贵族的矛盾斗争,或在贵族之外去竭力寻找推动封建王权发展的政治力量,是难以得出较为符合历史实际的可信答案的。
    注释:
    ①a H.W.C.戴维斯:《1066至1272年诺曼底人和安吉温人统治下的英国》H.W.C.Davis,England under the Normans and Angevins 1066-1272,伦敦1928年版,第110页。
    ①b R.伦纳德:《农业社会的英国》R.Lennard,Rural England,牛津1959年版,第25-26页;A.L.普勒:《从末日审判书到大宪章》A.L.Poole,From Domesday Book to Magna Carta,牛津1955年版,第15页。
    ②b C.A.纽曼:《亨利一世统治时期的盎格鲁--诺曼贵族》C.A.Newman,The Anglo-Norman Nobility in the Reign of Henry Ⅰ,费城1986年版,第135页。
    ③b 在基督教会支配社会和土地普遍分封的情况下,教俗大贵族之间的界线有时略显模糊。因为两者都受王分封且同样有其封臣和骑士,对王的封建义务亦无大异。更为复杂的是,有人在某地是主教,而在另一地则以世俗的封臣身分或官吏职位来领受封地;有的主教原本系世俗贵族,而有的世俗贵族原曾作过教士。不过,两者仍有明显区别,不难划分。其一,教会贵族有宗教组织的神权理想、行为准则和教职头衔,有权参加宗教会议,具有“特定的地位和职务的流动性”(参见纽曼前揭书,第5页)。其二,判定一个贵族是教是俗,可以根据其是以俗人的还是教士的身分或职位来领取封地。例如在威廉一世时,大贵族奥多和杰弗里在诺曼底分别是巴耶和库坦茨的主教,到英后,两人都以俗人身分受王分封,奥多还任肯特伯爵一职,故他们应属世俗贵族。参见C.W.霍利斯特《盎格鲁-诺曼社会中的王权、大贵族和政府机构》C.W.Hollister,Monarchy,Magnates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Anglo-Norman World,伦敦1986年版,第98页。
    ①c 霍利斯特前揭书,第248页。
    ②c 有关这一时期英王国行政机构和官员的情况,可参阅马克垚的《英国封建社会研究》第六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③c J.纳尔逊:《早期中古欧洲的政治和典礼》J.Nelson,Politics andRitual in Early Medieval Europe,伦敦1986年版,第242页。
    ①d 一般估计当时英国的总人口约150万,而诺曼征服者约1万人(布朗:《诺曼人和诺曼征服》R.A.Brown,The Normans and the Norman Conquest,苏福克1985年版,第182页),但也有人估计前者约100万,后者不到1万。参见R.本迪克斯《国王或大众》R.Bendix,Kings Or People,洛杉矶1987年版,第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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