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时的情况看，这种严重的“无政府状态”，与其说是世俗大贵族固有的那种包含着巨大权力欲和财富欲的封建离心倾向的产物，毋宁说是他们对王位之争和内战的严重形势所被迫作出的本能反应。随着战争发展，王权逐渐失去政治中心的权威地位。在社会震荡而人人自危的情况下，以各种方式扩展实力乃至实行封建割据，也就成为贵族确保生存和私家权益的最佳选择。即便在当时的中央王廷中，诸如司宫奥布基那样的重臣，其政治立场也动摇不定，以至于“斯蒂芬王能够真正而唯一信任的人，是他的雇佣军主要首领伊普雷斯的威廉”[④n]。可以说，是王位之争的激烈内战瓦解了中央王权，激发起贵族固有的封建离心倾向，促成了封建的政治割据，而不是贵族本身就有借内战之机而分裂割据的政治目的。对此，有史家曾客观地指出，不应设想王权与贵族存在一种持久的权益争夺，内战中贵族的“自治性格”和“独立性”本是王位之争所造成的结果，“而非任何反对王权之意图的产物”[⑤n]。随着战争形势向有利于王军的方向转化，大多数贵族又开始积极支持王权。1147年，“安茹派”首领罗伯特伯爵病死，马蒂尔达被迫离开英国。两年后，安茹军队侵英亦遭惨败，国王的政治权威随之逐渐在大部分地区恢复。基于此况，有学者认为，此时的封建贵族并未进行摆脱王权统治的分裂割据，“这个时期最好被视为内战时期而不是封建的无政府状态时期”[⑥n]。
    斯蒂芬王时期的“无政府状态”固然与世俗贵族潜在的封建离心倾向有某种联系，但这种局面的确是王位之争的内战所造成的，它并不证明贵族就是分裂割据的政治势力。之所以作如是观，还在于封建贵族从根本上说是畏惧和反对国内战争及其所造成的无政府混乱局面的。摧城毁池、掠地屠人的内战，不仅导致王权衰微、法制堕坏、仇杀蜂起，而且常造成许多地区田园荒芜，鲜有人迹。这种剧烈的社会裂变和震荡，对整个封建贵族阶层来说既意味着有了获取更大权力财富的可能与机遇，但更多地意味着封建统治秩序的崩溃，意味着他们既得权益的丧失乃至身家性命和整个家族的毁灭。因此，当时不少的贵族，对内战及混乱的社会状况普遍感到忧虑乃至恐惧，并采取了相应的不同对策。有资料显示，一些贵族鉴于实施封君权利的困难实际，为维持自己与下属的领属关系纽带，对封地占有条件被迫作了调整。彭布洛克伯爵的一个大封臣西蒙，免除了他在白金汉郡的一个封臣的所有的地产服役义务，让其在战争结束后才重新服役。王在约克郡的总封臣威廉·得·阿齐斯，在将一块分散地产的部分土地授予其封臣时，只让他多少提供些资助，等到战乱结束后其得到整个地产时，再为他提供骑士役[①o]。有的贵族则从长计议，将地产转移给教会以防不测。例如，在1148年底，当罗伯特·得·切斯尼任林肯主教后，当地的贵族奥斯伯特·得·汪西就向其倾诉，他之所以将阿斯特瓦尔的部分地产损赠给圣·玛利修道院等宗教团体，是为了得到灵魂拯救和死后由其超度亡灵，或在要为僧时能被接纳。同时也是为了在战乱时僧侣们比自己更能有力地保护其牲畜。而且，如果他和妻儿被俘，僧侣们可以调解而不是钱赎的方式来拯救他们[②o]。正是出于这种普遍忧惧的社会心态，当内战所导致的社会混乱和经济萧条局面频繁显现时，恢复安定和平的统一大局和重建封建统治的稳固秩序，就成为贵族各阶层的政治共识和迫切愿望。与此相应，大贵族之间的弃仇修好乃至政治结盟活动也就陆续出现。早在内战尚酣之际，大贵族约翰马歇尔为了与其地方宿敌索尔兹伯里镇守帕特里克和好，甚至不惜休妻与帕氏之妹成婚。内战后期，雷彻斯特伯爵曾将其女哈维丝许配给其宿敌之子格罗彻斯特伯爵[③o]。为泯除旧仇，彻斯特伯爵还将雷普顿的教堂赠予林肯大教堂，并免征其一些税收，以此来弥补它因伯爵及其部属的劫掠而蒙受的损失[④o]。而一些大贵族为缔结政治同盟而相互签订和平与互保条约，更将贵族的弃仇修好活动推向高潮，尤值得史家重视。
    完整保存下来并具有典型意义的大贵族政治盟约，当推内战后期彻斯特伯爵雷纳夫和雷彻斯特伯爵罗伯特在林肯主教主持下达成的和平与互保条约[⑤o]。该约旨在消除相互间的敌对战争状态和扩张势力范围的行径，以便有效地遏止其他势力对双方的侵逼，恢复和巩固各辖区域的封建统治秩序。为此，该约对双方及其下属的种种行为和义务作了较详细的明确规定，这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四个方面。
    1.双方在效忠封君时必须互守忠诚，以尽量减少由于履行封建义务而给对方造成的侵害。条约规定：双方除对各自的封君-国王保持忠诚外，也须维护对对方的忠诚。如果一方须随其封君去攻击另一方，其所带领的骑士不得超过20人，事后应将其所获的任何财产全部归还给对方。如果一方未在15天前公开反对过另一方，则不得以任何理由和机会诱捕对方。
    2.相互保护和支援。条约规定：双方都应当善意地保护对方在自己势力范围之中的土地和全部动产。双方的封君和任何下属都不得从其城堡或领地上攻击对方及其下属。双方在摧毁任何人用来攻击一方的城堡时，或在反对一方的任何敌人时，都要相互帮助和支援。
    3.停止武力扩张势力范围。条约规定：在欣克利和考文垂之间，欣克利和哈特希尔之间，考文垂和多林顿之间，多林顿和雷彻斯特之间，戈山、基诺尔顿及其附近地区，以及基诺尔顿和贝尔沃伊尔之间，贝尔沃伊尔和奥克汉之间及其附近地区，如果没有双方同意，任何一方都不得私自修建新的城堡。如果有人在这些地区修建城堡，双方要联合互助将其摧毁。
    4.双方向林肯主教宣誓守约。若一方违反条约，且又拒绝在对方提出索赔要求后的15天内予以赔偿，那么林肯和彻斯特两主教将对其违约行为予以公正的处罚，两主教将因此而不再充当该条约的担保人[①p]。
    在英国中古史上，这可以说是一份仍带有某种封建离心倾向的典型文件，因为它既将国王的政治权威限制在封建宗主权的范围内，又肯定了大贵族在其领地中的私家统治权力和随意私战的权利，这实际上也就是承认了各自封建割据的合理性。然而，即便是这样的一个封建私家盟约，也不应视为一份主张封建政治分裂和独立的文件。在战乱未艾、社会动荡的形势下，它的主旨乃是要缓和大贵族之间的权益冲突和争夺，消除内战中的无政府混乱状态，恢复正常的封建统治秩序。因此，在欲图限制王权侵害大贵族和防止一方利用王权来吞并另一方时，它仍保留了双方对其封君国王的忠诚。在保留领主的开战权利时，它对双方行为的自主性也作了不少限制。同时，它还规定了双方互保和协作的责任，并在双方势力范围的英国中部禁止他人筑堡私战。在中央王权的政治权威严重受挫的情况下，这个封建私家盟约的出现，对于结束封建分裂混战的局面，实现大贵族区域性的政治统一，并由此为王权最高政治权威的恢复和重建，具有重要意义。有史家就指出，正是通过此类“界定和遏止私战”的方法，“国家才逐渐恢复了稳定”[①q]；当这两个伯爵为结束争战、稳定秩序而结盟签约时，“一个有力的封建王权的重建就不可避免了”[②q]。亨利二世在1154年即位后能迅速统一王国，与这种大贵族的修好结盟、安抚一方不无联系。而签约的雷彻斯特伯爵罗伯特，也就会理所当然地顺应历史趋势，成为亨利二世的推动国王政治集权的有名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