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通过了非国大起草修改的《自由宪章》。宪章声明：“我们，南非人民，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告：南非属于在南非居住的全体人民，黑人和白人。除非根据全体人民的意志，任何政府都不能正当地享有权利。”除了提出很多具体的民主要求外，宪章对民族问题格外重视，要求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给予一切民族集团以充分的平等权利，“一切民族集团应受法律保护，不使其种族和民族自尊受到侮辱”〔26〕。然而，也正是这种“一切民族”的提法，导致了非国大的分裂。忠于伦比德的非洲主义者认为，非国大的领导人已被白人收买，放弃了非洲人的斗争目标。“这些领导人认为南非和南非的财富属于全体居住在南非人们，即恪属于外国霸占者和本土剥夺者，外国强盗和本土受害者所共有。他们对外国主人及其土著奴隶、白人剥削者和本土的被压迫者一视同仁。”〔27〕最后，虽经曼德拉一再劝阻，这些非洲主义者仍由索布克韦率领退出非国大，在1959年成立泛非主义者大会。曼德拉则被他们归于所谓“宪章派”。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曼德拉从一个坚定的“非洲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愿意与所有其他种族合作共同建立新南非的“宪章派”呢？从根本上说，实际斗争的经验使他改变了对印度人和白人特别是共产党人的看法。在早期，曼德拉对共产党的看法是否定的。他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读法律时被认为是“强烈反共的”〔28〕。曼德拉的反共态度导致他和非国大某些成员曾提议将共产党人开除出非洲人国民大会，但此提议遭到大部分成员的否决。〔29〕
    1950年，南非政府公布“镇压共产主义法案”，授权司法部长可任意逮捕任何他认为是共产党员的人。受两位共产党员的邀请，西苏鲁决定组织非国大的成员参加5月1日举行的反对这一位法案的示威活动。曼德拉极力反对，并设法阻止这次行动。虽然示威活动遭到白人政府的镇压，但共产党人的组织才能和献身精神给曼德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0〕1952年的蔑视运动实际上是借鉴了1946一1949年印度人的非暴力运动的经验而发起的。在运动中，曼德拉从卡恰利亚等印度人大会领导人身上更进一步认识到受压迫种族合作的必要性。然而，他对白人的偏见并未改变。从1952年6月的蔑视运动到1955年6月《自由宪章》的通过，此间发生的三件事促使曼德拉逐渐改变了他对白人的态度。
    1953年初，卢图利酋长与马修斯教授等一些非国大执委会的高层领导人被一些筹备成立自由党的白人邀请开会。当他们拒绝向其他执委会成员透露会谈详情时，曼德拉提出异议，指责他们被白人“威慑住”，“对白人伙伴比对自己的非洲同志更为珍视”。此举遭到卢图利和马修斯的强烈反驳。马修斯气愤地批评曼德拉对白人毫无所知，卢图利更是以辞职来表示抗议。曼德拉最后只好赔礼道歉。此事促使他反省自己的看法。〔31〕1954年，德兰士瓦法律协会以曼德拉从事与律师身份不符的活动向最高法院提出要将他从律师中除名。当此事披露后，他收到各种信件，表示愿意为他帮忙，一些非常有名的阿非里卡人律师亦自告奋勇，很多人自己就是国民党成员。最后，约翰内斯堡律师协会主席沃尔特·波洛克出庭并由另一位律师事务所的著名律师威廉·阿隆森协助，一起为曼德拉辩护。俩人都是白人，俩人均免费为他服务。最后，法官驳回了德兰士瓦法律协会的请求，声明曼德拉有权利为自己的政治信仰而斗争。〔32〕此事对曼德拉震动很大。他认识到，在黑人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应该充分团结白人。
    第三件事则是群众对他的教育。为了起草《自由宪章》，民族行动委员会向各项政治派别和个人发出了咨询建议信，要求各方提出自己对未来南非的看法。回信十分踊跃，建议切实中肯。绝大部分都认识到南非的现实，主张黑人与白人和平共处，“我们称南非人为黑人和白人”，曼德拉深有感触地说，“一般人的建议往往比领袖们的看行更远。”这对他教育很大。〔33〕同时，一些白人共产党员（如他的法律老师和辩护律师布莱姆·费希尔）为黑人解放事业而斗争的献身精神亦使他深受感动。这种种因素使他逐渐改变了对白人的成见。非国大被禁后，曼德拉组建了“民族之矛”，作为非国大的武装力量。与非国大不同，民族之矛接纳各种族的人，而共产党员在其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这一时期，曼德拉的民族主义思想还可反映在他两次在法庭所作的长篇辩护词中。他坚持自己反对白人至上和白人统治的南非宪法和政权，但坚决否认自己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我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我憎恶种族主义。因为我认为它是野蛮的东西，不论它来自一个黑人或一个白人。”同时他也提出了对“非洲人”一词新的解释：“非洲人国民大会认为，所有的人，不管他属于哪一个民族集团，无论他们皮肤的颜色，只要他们以南非为家，并相信民主和人人平等的原则，都可以被视为非洲人。”这与1948年青年联盟的政策文件中对“非洲人”的限定相比，显然大大前进了一步。同时，他指出：“鼓励我们的理想是实现一个民主共和国。在那样的共和国里，所有的南非人都享有人权，而无丝毫歧视；非洲人与非非洲人将能和平相处，有共同的国籍和对这个国家的忠诚。”〔34〕在这里，曼德拉虽然提出了“非洲人”的新概念，但他并未强求，而是提供了两种选择。
    在1964年的叛国案审判中，曼德拉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他利用法庭供述的机会，一方面强调政府已剥夺了非洲人的所有反抗手段，致使“除暴力之外，非洲人民没有其它手段取得反对白人至上主义的胜利”，但另一方面又对暴力将引起的后果表示担忧。他担心暴力反抗将导致种族对抗和国家分裂。同时，他详细阐述了非国大与共产党的关系。他明确指出：和南非共产党的合作并不是因为他相信共产主义，而是因为共产党是“南非唯一准备把非洲人当作平等的人看待的政治组织”，同时亦因为共产党人支持非洲民族解放事业。最后，他阐明自己所进行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性质，“在我的一生当中，我已经把自己献给了非洲人民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我与白人统治进行了斗争，也反对黑人控制。我珍视实现民主社会的理想。在那样的社会里，所有的人都和睦相处，具有平等的权利。我希望为这个理想而生活，并去实现它。但是如果需要，我也准备为这个理想献出生命。”〔35〕尽管曼德拉在此后25年里被剥夺了向人民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利，但他对南非民族主义的信仰和牺牲精神极大地鼓舞了70年代的黑人觉悟运动和80年代又一次兴起的黑人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