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使他殚精竭虑的问题是如何团结白人反对派。由于这些人均有枪支武器，如处理不好，很有可能变成一支极危险的破坏力量。为了培养白人反对派的民族主义感情，他开始使用一个特别的词汇来呼他们：同胞（Compatriots）。在对欧洲议会的演讲中，他指出：“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白人同胞中很多还不能接受白人少数统治制度必须完结，他们中很多人都有武器。”在对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制特别委员会的讲话中，他又提到这一问题，“我们白人同胞中很多人还致力于维持白人少数统治这一罪恶制度，有些人是因为种族主义思想作怪，还有些则是对多数人民主统治的恐惧。这些人中有些有武器并在军队和警察中任职。”在对美国参众两院的讲话中，他在提到南非贫富不均的问题时再次使用此词，指出，“我们的白人同胞的富裕和为了达到富裕而有意扭曲经济的做法”加剧了这种贫富悬殊。在英国工业同盟会议上，他重申了白人反对派的问题，“我们白人同胞中很多人反对民主变化”，因而必须正视困难。〔54〕将“同胞”一词用于白人反对派，不能不说是曼德拉独具匠心的创造。这既表现了他宽阔的政治家胸襟，也标志着曼德拉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
    这无疑为曼德拉扫清谈判道路上的障碍打下了基础，同时也进一步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南非白人的理解，使他在民主选举中当选为南非第一届民族团结政府的总统。他当选后，仍不忘记对整个南非民族主义感情和意识的培养。他在1994年6月接受英国《独立报》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在今后5年里，他的主要任务是转变所有南非人的思想，使他们建立一种新的民族特性、对南非民族的忠诚和统一南非的意识。当然，要消除种族隔离制留下的痕迹、建立一个新的南非民族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曼德拉的民族主义思想的演变经历了形成、成熟和充实三个阶段。这一演变过程有两次飞跃：从非洲主义即狭隘的排外的民族主义转变到吸收黑人（非洲人、有色人和印度人）的非洲民族主义；从仅容纳黑人的非洲民族主义转变到吸收所有南非人（包括白人）的南非民族主义。这些转变一方面与南非政治形势的发展有关，同时亦与曼德拉本人政治地位的变化相联系：从一个年青激进的知识分子变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从非国大领袖变为南非民族主义领袖，最后从在野的政治领袖变为执政的民族国家领导人。从根本上说，曼德拉是一位身体力行的革命家，而非著书立说的理论家。然而，他的民族主义思想为理解南非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和建设一个统一南非民族的事业留下了一笔丰富的精神财富。
    注释：
    〔1〕〔4〕〔8〕〔12〕〔24〕〔31〕〔32〕〔33〕〔40〕〔47〕〔48〕N.Mandela，Long Walk to Freedom，Boston，1994，
    pp3-12.pp18-22.pp37-45,pp84，pp148；pp137-138,PP141-142，pp149-150,PP452-453,pp480,PP544。
    〔2〕〔17〕〔18〕〔19〕〔36〕〔39〕〔41〕〔42〕〔43〕N.Mandela，The Struggleis My Life，London，1986，p235，p11-28，p26，pp28-30,p217，pp190-192，p195,pp184-189,Pp215-217,pp224-228。
    〔3〕〔5〕〔34〕《曼德拉1962年法庭辩护》，参见杨立华：《南非黑人领袖纳尔逊·曼德拉》，1988年，社科文献出版社，附一，1988年，第131页；第132页；第122，132，136页。
    〔6〕A.H.Sparks，The Mind of South Africa，New York，1991，p196。其它招收黑人学生的南非学校有拉乌代尔中学、希尔德敦中学、亚当斯学院、圣彼得学校、基纳顿学校等。
    〔7〕Leo Kuper，An African Bourgeoisie，New Haven1965，pp148-8。
    〔9〕在《斗争是我的生命》的附录“自传笔记”中，曼德拉写明是1944年加入非国大。但在他的《自传》中，曼德拉没有写明加入非国大的时间，却提到他参加了1943年去拜会非国大主席苏玛的青年代表团。
    〔10〕这是1936年建立的只有咨询权而没有立法权的土著议会，1946年自行解散，1951年正式取消。
    〔11〕〔20〕〔30〕Heidi Holland，The Struggle：A History of the Afircan NationaCongress，New York，1989，P53-61，P63，PP71--72。
    〔13〕〔14〕Lembede，“Some basic principles of African Nationalism，”T.G.Karis ＆ G.M.Carter，FromProtest to Challenge，Stanford，1973，pp314-316，p317-318。
    〔15〕〔16〕Gail M.Gerhart,Black Power in South Africa：The Evolution of anIdeology，Berkeley,1978，p61，p62。
    〔21〕〔28〕Mary Benson，South Africa：The Struggle for a Birthright，London，1985，p159，p95。
    〔22〕《自由之路无坦途》，参见杨立华：前引书，附一，第109页。
    〔23〕Tom Lodge，Black Politics in South Africa since 1945，Longman，1983，pp75-76；Mandela，LongWalk to Freedom，pp126-127。
    〔25〕Albert Luthuli，Let My People Go，London，1962，p82。
    〔26〕〔46〕〔49〕〔50〕〔52〕〔53〕Greg McCartan，Nelson Mandela：Speeches1990，New York，1990，pp67-71，p9-18，p23，p31-34，p33，p44。
    〔27〕理查德·吉布逊：《非洲解放运动：当代反对白人少数统治的斗争》，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第71页。
    〔29〕〔35〕《我准备献出生命：1964年的法庭供述》，参见杨立华：前引书，附一，第160页；第145-153、158-163、167-168页。
    〔37〕V.Gorodnov，Soweto，Moscow，1988，PP160-195。
    〔38〕葛佶：《南非--富饶而多难的土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249-250页。
    〔44〕Donald Woods，Beko，New York，pp36-40，p155-162。
    〔45〕安妮·本杰明编：《我的心与他同在--温妮·曼德拉自述》，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第160-161页；杨立华：前引书，第86-88页。
    〔51〕〔54〕E.S.Reddy，Nelson Mandela：Selected Speeches since His Release，New Delhi，1990，p17，p72、80、85、94。文中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