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辉格党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法国大革命爆发了。这场革命既把英国的民主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又加速了英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分化。在法国革命的影响下，英国工人阶级的激进组织“伦敦通讯委员会”于1791年成立，并先后在谢菲尔德、考文垂、利兹、伯明翰、格拉斯哥、布里斯托尔、诺丁汉、爱丁堡等城市设立了分支机构。该委员会以法国《人权宣言》为纲领，组织工人罢工，要求人权，进而提出了用革命手段推翻英国“寡头政府”的主张。法国大革命及工人运动的高涨，使英国统治阶层受到了极大震动，反响最强烈的是辉格党人。以福克斯为首的辉格党称法国革命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是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的继续。以伯克为首的辉格党右翼则急剧转向保守，他于1790年发表了《对法国革命的反响》一文，视法国革命为洪水猛兽，把法国革命的领导者污蔑为“乱党贼首”。由于对法国革命的态度不同，一年后，以伯克为首的辉格党右翼放弃了“政府反对派”立场，而倒向了宫廷一边。1792年，格雷、谢里顿等20多名年轻议员又脱离了该党，成立了“人民之友社”，倡导更激进的议会改革。此后，以波兰德为首的辉格党保守派因为支持英国对法战争，又于1794年割断了与福克斯的联系而加入了与法国敌对的皮特内阁。
    辉格党人的几次分裂，使该党在下院的议员人数从100多人减少到50人左右。为了继续扮演反对党角色，实现党的政治目标，以福克斯为首的辉格党人在继承罗金汉辉格党的传统政治观点的基础上，不得不对该党的政策和主张进行了重新调整，进而提出了“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并且把“推护社会公平”作为党赢得民众支持的斗争手段。通过这种调整，不仅使福克斯辉格党复兴起来，更重要的是提高了该党在民众中的声誉，使之得到了社会的认同。人们再也不把它看做“危害国家安宁的小集团”，而是将其视为“制约专制统治，防止暴政的一支不可缺的政治力量”。1802年7月13日的《纪事晨报》就载文指出：“一个积极的、可敬的、符合宪法的反对党，应当拥有权力去防止我们绝大部分人民的自由被剥夺。”[①f]反对党的作用终于得到了民众的肯定。
    1806年福克斯逝世后，辉格党人开始与王储威尔士亲王疏远，彻底摆脱了对王室成员的依赖，成为完全独立的现代政党。1809-1812年间，辉格党的领袖竟4次拒绝了以个人名义入阁的邀请：1809年，首相波特兰、外交大臣坎宁和陆军大臣卡斯卡罗相继辞职，乔治三世召请辉格党人参加组织内阁，格雷与格伦威尔都不肯在内阁中充当“二流角色”，一致谢绝了国王的提议：1812年初，威尔士亲王乔治四世摄政（1820-1830年在位），主动邀请辉格党人入阁，又被婉言拒之；1812年5月，托利党人波希瓦尔遇刺身亡，乔治亲王说服托利党，从12个内阁职位中让出4个给辉格党，但该党首领格雷等人认为，两党共事弊多利少，再次予以拒绝。辉格党领袖的举动得到了该党议员的一致拥护，凡该党成员均认为，一个“稳定的政党内阁应该是排外的，如果不是由辉格党一党主宰内阁”[①g]，那就作为“在野党”继续斗争下去，这种内阁组成非党莫属的观念，体现了辉格党独立意识的成熟。这种独立意识终于使辉格党在1830年，由于倡导议会改革在大选中获胜而堂而皇之地单独执政。
    对托利党发展线索的清理要比对辉格党发展过程的追溯困难得多。在斯图亚特王朝晚期，作为一个政治派别的托利党开始与宫廷相融，呈现消失状态。然而，在汉诺威王朝建立时，托利党人被逐出权力范围这一事件又使该派别强烈感到，必须团结一致，继续斗争下去，故而在辉格党寡头政治时期，“托利主义”及地方托利党人仍在苟延。1760年后，当乔治三世将这个政治派别当做制衡辉格党的力量而重新起用时，反而彻底瓦解了托利党。至此，斯图亚特晚期和乔治一世、乔治二世时期的托利党，或称第一托利党，已不复存在。新的托利党，有的史书也称“第二托利党”则是在小皮特时代（1783-1801、1804-1806年任首相）隐隐出现，经过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的聚合、发展，到利物浦时代（1812-1827）才形成了较明晰的阵营。因此，新旧托利党之间不仅没有明显的继承关系，相反，新托利党的产生与辉格党有一定的组织联系，其创始人皮特首相就曾一度以“辉格党人”自居。而且，在新托利党产生之初，由于处于执政地位，其政治家往往不像在野的政治家那样，强烈地需要运用政党组织手段。因此，在小皮特时代，他们往往更多地自称为皮特党人，而不称托利党人。
    1783年，小皮特出任首相，他认为自己是由乔治三世任命的，应该尽力摆脱政党的束缚。在忠君思想的影响下，小皮特并不积极地培植自己的势力，而是以一种“国王首相”的身份来组织政府，故而在18世纪80年代皮特党人一直未能形成较稳定的队伍。从法国革命开始到利物浦首相执政初期，是现代托利党政党意识形成和组织迅速发展的时期。1790-1792年，柏克发表了《对法国革命的反响》与《新辉格党人对旧辉格党人的呼吁》，表达了一种后人称之为“保守主义”，或称“新托利主义”的价值观，构成了托利党的理论基础。柏克反对法国革命期间流行的思潮：理性主义、浪漫主义、功利主义，尤其反对“天赋人权”等学说。他认为，人的政治权力和义务是不可选择的，是由社会和历史决定的。他强调，现存的制度有一种根据传统而获得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已从制度的根深蒂固和它适应变化的能力中得到了验证。柏克虽然不反对社会变革，但认为变革必须以保证现行制度的安全为目标；这种变革不是通向理想未来的途径，而是沿着历史发展方向的一种变化。新托利党正是根据柏克的这种理论应运而生的。
    1801年，小皮特因在天主教问题上与乔治三世相左而辞职，皮特党人不得不作为政府反对派而存在。这种从“在朝”转变为“在野”的经历，使他们开始联合为一个政治集团来反对阿丁顿内阁（1801-1804）。1806年小皮特逝世后，皮特党人公开地打出政党的旗号，进行有组织的政治活动。1812年利物浦上台后，皮特党人又成了政府的核心，尽管这时他们又不再称为党人，也不把利物浦内阁称为政党内阁，但实际上利物浦内阁仍完全执行了托利党人的政策。从1783年到1812年，这个原来以皮特党人为基础的政治集团，在经过了几度“在朝”和“在野”的转变后，终于形成了现代政党--托利党。
    随着辉格党和托利党的形成，英国两党制度的三个要素亦已具备：一是有一个稳定的、站在政府对立面的反对党，其合法地位得到了宪法、民众和政府的承认；二是以一党组阁执政的观念牢固地树立起来，并在实践中为党人所遵循；三是政府只能由政党组织，而不是由君主及作为陪臣的党派要人混合组织。总之，在19世纪20年代末期一个稳定的政党制度已建立，即政府既由政党组成，也因党争而垮台。政治家们认识到，要获取或维持最高权力，必须参加某个政党，并依靠政党寻求议会和公众的支持，而不是靠国王的恩宠和庇护。随后，议会两院中的独立派议员不断减少，公众舆论的作用越来越大。在此情况下，两党制在英国政治生活中日益取得了支配地位。这就是：1.议会成员几乎非党莫属，18世纪中叶，议员中只有不到1／4是党人，1801年下院中有1／2的议员分别是执政党或反对党人，1832年几乎全体议员分属两大政党；2.某个政党能否单独组阁，关键在于能否取得议会多数的支持，因此议会的作用不断上升，关心议会议程和出席议会的人数也稳中有增，18世纪90年代至19世纪初，下院中常有200-250名议员不出席中期会议，到利物浦时代已降到不足100人；3.确立了政党管理议会的原则，到利物浦时代，议会已从过去由国王及其心腹重臣转为执政党和反对党共同管理，而且议员开会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争论各政党的提案；4.绝大多数公民已认同于政党的存在和竞争方式，认为政党的存在和竞争至少是确保公众参与国家政治的载体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