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近代英国的国家权力，经历了一个由宫廷到内阁、由内阁到议会、由议会到政党的“下放”过程。在此过程中，国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几次转变：斯图亚特王朝晚期流行的“国王在议会”被“议会至上”取代了；皮特时代的“内阁对国王负责”被“内阁对议会负责”取代了；18世纪末的“能人内阁”被“政党内阁”取代了。人们几乎找不到上述观念转换的临界点，也很难确定两大政党产生和两党制度形成的确切时间。但是根据资料分析，可以肯定地说，到1832年第一次议会改革之前，英国的两党制已经形成，其巩固和发展则是在第一次议会改革到1867年第二次议会改革之间。在英国两大政党和两党制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还体现了以下几个重要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两大政党的内生性。所谓内生性是指政党萌生于议会，并在其中成长壮大。它不同于后来其他国家的一些政党产生于议会之外。英国的两大政党与议会政治有血肉相连的关系，议会是两大政党--托利党和辉格党产生的温床和发展的场所，议员分属两大政党的骨干和代言人。两大政党都是先有了相当牢固的院内组织，即议会内组织，才开始发展院外的群众组织。院外组织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是民主选举权的扩大。1832年议会改革后，一些新的选区在伯明翰、曼彻斯特等地区建立起来，由于选民的财产资格限制降低，选民人数从42万增加到65万[①h]。这时，两大政党都强烈地感到有迎合公众支持的必要，于是地方性的或以选区划分的院外政党组织应运而生。新选举法刚刚颁布，沃威克郡的辉格党人就率先创立了选民协会。接着，辉格党伦敦总部又派人动员各地区的辉格党人在本地成立同类的选民协会。在此情况下，托利党人也步其后尘，照此效仿。1833年，朗登德里勋爵在德拉姆郡创建了第一个地方性的托利党协会，至1837年托利党（此时已改名保守党）建立的这类组织已达数百，遍及全国。两党加紧建立地方组织的目的，都是为了将更多的本党支持者登入选民册，以便督促选民按时参加投票，使本党候选人顺利当选。可见，内生性政党的地方组织的产生，显然是身居国家最高立法机构，或担任国家高层公职的党人们行为的结果。所以，尽管从表面看近代英国两大政党在组织纪律方面都较松散，党员的党性观念也很淡漠，但是居于议会内的党的高层领袖则掌握了相当大的决策权。而地方党组织基本上只是按其高层领导人的旨意，组织选民参加投票，很少有机会参与政府的决策。保守党的这类组织既未打算，也没有这样做过；自由党的这类组织确实做了大胆尝试，但是没有什么结果[②h]。
    至于政党与民众运动关系，政党不是落在它的后面，而通常是站在它的前头，采取利诱和疏导的方式，将其纳入政党间在议会内争权夺利的轨道。这种现象在19世纪20年代就出现了，到第一次议会改革时更明显。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有30万军人返回劳动力市场，失业率空前高涨，生活用品价格上涨，由科贝特和亨特领导的激进运动，终于酿成了1819年彼得卢惨案。这时，托利党利物浦政府立即颁布《防止治安集会法》和《六月法令》，以镇压群众运动。在野的辉格党则采取一种介于政府和激进派之间的中间路线，既有效地迎合了群众舆论，又迅速地壮大了辉格党的声望，进一步复兴了在法国革命后一度衰落的辉格党。1832年议会改革基本上是议会内的辉格党改革派与议会外的群众运动相结合，使英国以改革方式避免了社会革命。比如，1830年前后爆发的肯特郡的农业工人起义，“伯明翰政治同盟”、“全国政治同盟”、“工人阶级全国联合会”等组织举行的抗议集会，就迫使托利党人的威灵顿内阁倒台，从而为辉格党改革派领袖格雷在1830年底出任首相提供了机会。1831年秋，格雷内阁提出政府改革方案遭上院否决，格雷便利用群众运动提出内阁总辞职而迫使上院做出让步。因此，在两党制度形成后，群众运动及群众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已变成了政党攫取政府权力的工具。
    英国两党制度的第二个特征是二元性与可变性。这种二元政治使两大政党经常处于被淘汰的危机中。为了争夺地方和中央权力，两大政党始终处于一种竞争的状态中。两党制度并不是一个固定的、静止的结构，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幻，迫使政党随时重组。当然，这种重组是在两党制度的框架内进行的。经过重组，使两党制度巩固和延续下去。
    1830年，威灵顿内阁垮台后，托利党处于在野党的地位。为防止党的分裂和瓦解，30年代中期在皮尔的领导下，托利党改弦更张，及时地摈弃了反对改革的旧保守主义，而代之以新保守主义，并将党更名为“保守党”。对此，皮尔于1835年在向塔姆沃斯选民演说中声称：“这个现在称之为保守党的政党，已准备进行稳健的改革”[①i]。1837年前后，皮尔又在伦敦、格拉斯哥等重要工商业城市中巡回演说，反复强调“保守党决不会因本党任何狭隘利益而与中产阶级保持距离”[②i]。这样，保守党在中产阶级中的基础扩大了，从而为复兴该党起了重要作用。19世纪30年代，保守党的前身--托利党在议会两院中的议员只有150人左右，1841年就增至373席，并以议会中的多数派获得了执政党地位。至此，守旧的威灵顿公爵就成为近代英国的最后一位托利党首相，而赞成改革的罗伯特·皮尔则成了保守党历史上的第一位首相。
    1832年之后，尽管辉格党顺应形势，坚持改革，并赞成给予非国教徒参政的自由，但是在中产阶级和手工业者人数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仍坚持在代表土地贵族和金融资产阶级人员中开展党的工作的政策已不合时宜了。于是，辉格党人便从西班牙的政治词汇中借用了“自由党”一词，将辉格党改名为自由党，以便赢得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和新兴集团的支持。
    经过近两个世纪的分化、聚合、重组、更名，英国现代意义上的两大政党已定型了，它们轮流执政，既把持着议会，控制着下层民众，又左右着全国的政局。在此过程中两大政党的性质也发生着变化，其社会基础也随之扩大。原来代表土地贵族和英国国教利益的、狭隘的托利党，逐渐转变为代表土地贵族和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并开始实行宗教宽容政策的保守党。1867年进行议会选举改革后，保守党又将工人阶级的上层拉入了自己的圈子，这样，它的社会基础就更广泛了。而原来由一个代表土地贵族和金融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辉格党，则转变为一个代表资产阶级各阶层利益，并竭力将工人阶级拉入其中的自由党。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英国两党制度的运作过程中，是土地贵族拉拢和隔合了新兴资产阶级，继而又腐蚀和瓦解了工人阶级，同时也在改变着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