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上可知，高句丽族及国家自有谱系，其所祀者唯其始祖东明，与古朝鲜不相及。
    在王氏高丽王朝期间，未见祭祀檀君始祖的记载。在李朝时代，明太祖二十五年（1392年），“冬，（李）成桂……并请更国号，帝命仍古号曰朝鲜。”（《明史》卷320 《朝鲜》）按李成桂于明太祖二十四年（1391）“自立，遂有其国”，是为李氏朝鲜。在李朝建立之始，--1392年8月，“令平壤府祭祀檀君”，又于1412年6月，把檀君列入《祀典》之中。1413年确定檀君祭祀为“从祀”级。于1429年另建檀君祠堂，进行祭祀。（〔朝〕姜世权著、赵本宣译《关于东明王祠堂》，《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1996年2期）
    正如朝鲜学者指出的：“在高丽统治阶级认识到高句丽的强大及其始祖东明地位后，便力图通过为他在平壤建立祠堂进行祭祀，来提高高丽国家的权威，巩固自己的统治。李朝的统治阶级也从这一目的出发，在李朝建立之后不久便商定了历代始祖王的祭祀问题，力图提高自己的地位，以此来夸耀自己王朝的‘正统性’。”（同上）
    李朝把东明王与檀君共祭：“今君（按指世宗）十一年己酉方始设置（檀君祠堂），与高句丽始祖东明王共祀于一祠堂。檀君位西，东明位东，均南面。每年春秋两季，赐下香烛及祝文，进行祭祀。”“（国王）去檀君、高句丽始祖前进行祭祀。问承旨洪应：‘高句丽始祖为谁？’洪应答曰：‘是高朱蒙’。王说：‘三国中高句丽异常强大’。”（同上）
    从上述比较研究可知，高句丽与古朝鲜不是同一文化系列，而从《三国史记》、《三国遗事》出现起，出现一种把高句丽纳入古朝鲜文化范畴的思潮，并认为高句丽始祖朱蒙出于檀君，为“檀君之子”，以便构成古朝鲜历史文化谱系，正是“起因于李朝封建国家的统治阶级，树立异常强大的高句丽，以提高自己王朝的威信，强调自己的‘正统性’”。（同上）这正是典型的政治目的论所造成的历史歪曲现象。
    关于檀君神话
    我们已在上文转录了《三国遗事》著录的檀君神话，并与高句丽族源神话等作了比较研究，后在《帝王韵记》、《东国李相国集》、《世宗实录》等朝鲜古籍中有内容大同小异的记录，又如朝鲜史籍《东国通鉴》：“东方初无君长，有神人降于檀木下，立为君，是为檀君，国号朝鲜，唐尧戊辰岁也，至商戊丁八年入阿斯达山为神。”
    《东史》：“夏禹十八年会诸侯于涂山，檀君遣子扶娄朝焉。”（按《史记·夏本纪》：“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今本《竹书纪年》作“八年，会诸侯于会稽……帝陟于会稽。”与《东史》所记不符。）
    《五旬志》：“古有九夷，其君自檀君始。”
    《纪寿四闻录》：“檀君化行有年，九夷共尊之，立为天王。”
    《八域志》：“古时有神人，化生于平安道价川县妙香山檀木下石窟中，名曰檀君，遂为九夷君长，年代子孙不可记。”
    《龙飞御天歌》：“唐尧戊辰岁，神人降于檀木下，国人立为君，都平壤，号檀君。”
    《朝鲜史略》：“东方初无君长，有神人降于太白山檀木下，国人立为君，国号朝鲜，都平壤，徙白岳，后入阿达山为神，是为檀君。”
    一般朝鲜古籍均删除《三国遗事》中的神人桓雄与熊女、熊女与檀树交合生子的所谓“不雅驯”文字。殊不知，这正是这则神话最重要的文字，删除了它们，就失去了这则神话的原始性与神话特征，影响了这则神话的文化内涵。
    《三国遗事》所引《古记》的檀君神话，本体可分三个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内容为天神桓因庶子桓雄“数意天下，贪求人世”，桓因因之派遣桓雄下降人间，这是桓雄下世的起因，所谓天界、人间，充满萨满文化气息；而所谓“数意天下，贪求人世”、“天符印三个”，却有佛道思想的意味。
    第二部分桓雄天王降神太伯山顶神檀树下，并趋使风伯、雨师等天神地祗管理人间世界，这是桓雄以大巫神、大萨满的面貌支配人间诸神祗事，桓雄成为主宰人间的大神。而风伯、雨师、云师诸神祗，则是华夏--汉文化的产物。
    据考：《山海经·大荒北经》：“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
    《韩非子·十过》：“昔者黄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风伯进扫”
    知风伯为黄帝时的风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