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从70年代起，科技革命进一步向纵深发展，西方国家以70年代初兴起的微电子技术为先导，对电子、生化等部门的研究开发投资急剧增加，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将高技术开发与改造传统产业和更新产品结合起来。新科技革命开创了通用技术的时代，过去那种军事技术明显高于民用技术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西方国家开始从“军事立国”转向“技术立国”。这表明，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大国之间国际较量的制高点，已由军事实力转移到以高技术为代表的技术实力上来。
    值此关键时刻，苏联却无动于衷，仍在奉行“国防优先”战略和军事技术优先发展的模式，实际军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军事科研费用占国家科研费用的比重都大大高于其它国家。这一战略背离了新科技革命的特征，阻碍了苏联科技的发展，使苏联在新科技革命出现比西方国家落后的局面。高技术的差距使苏联难以形成新兴技术产业，难以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从而不能实现产业结构转换，不能有效地推动企业的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对于其他国家在新技术革命中开发出来的高技术成果，苏联的反应也相当迟钝。直至80年代中期，在西方国家一个个宏大的高科技开发计划的刺激下， 经互会才行动起来， 于1985年在莫斯科举行特别会议，通过了《关于经互会成员国2000年前的科技进步综合纲要》。苏联的认识滞后于新科技革命十几年，丧失了宝贵的时机，其技术水平被普遍认为比西方发达国家落后10-15年。
    在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中，苏联因固守军事技术领先发展的过时战略而导致国力大衰，是很耐人寻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国在军事的竞争中登上了世界权力的顶峰，占据了世界超级大国的位置。然而，70年代以后苏联国力的急剧衰落，其主要原因却不是军事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相反，它向人们发出的新信息是：传统的强国之路已走到尽头，取而代之的是经济领域的竞争。当代世界已从“军事争霸”进入“技术制胜”的时代，国际较量的制高点已由军事力演变为以技术为核心的经济力。战后日本由“技术大国”、“经济大国”而成为世界强国的发展之路，正是这一变化的典型反映。
    第三，苏联在维系东欧以及同美国争夺第三世界上耗费了巨额资金，从而给经济带来了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
    据统计，赫鲁晓夫时期（1955-1964年），苏联向第三世界22个新独立的国家提供了38.3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和24.6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勃列日涅夫时期，由于苏战略核军备实现了同美国的均势，苏联便依仗其迅速膨胀的军事实力并乘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元气大伤、国内新孤立主义抬头、在亚非拉地区实行收缩之机，积极推行“历史性进攻”战略。70年代，苏联向第三世界所提供的军援和经援分别高达474亿美元和116亿美元。根据苏联公布的数字，在1965-1979年间，它在国外22国的驻军高达75万人。这种恶性发展的扩张主义战略使苏联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前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在1990年7 月苏共二十八大发言时说：过去20年苏联同西方军事对抗共花去7000亿卢布；为同中国对抗，用于军事基础设施上的费用达2000亿卢布。另据美国的权威经济机构的估计，仅1982年一年，苏联用于补贴东欧各国和在第三世界扩张的费用就达到400亿美元；从1972年到1981年， 东欧所得的苏联贸易补贴总额为1019亿美元；在阿富汗作战，共花费600亿卢布（注： 参见杜攻主编：《转变中的世界格局》，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
    历史证明，扩张过度是所有大国衰落的主要根源。100多年前，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反复论证：“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状况’，以可供暴力支配的物质手段为基础的。”“军国主义统治着并且吞噬着欧洲。但是这种军国主义本身也包含着自身毁灭的萌芽。各国之间的相互竞争，使它们一方面不得不每年在陆军、海军、火炮等方面花费更多的金钱，从而越来越加速财政的崩溃；另一方面不得不越来越严格地采用普遍义务兵役制，结果使全体人民学会使用武器；这就使人民有可能在一定时机反对军事长官而实现自己的意志。……军国主义将由于自身发展的辩证法而灭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509，513-514页。）。战后的历史证明，两个超级大国轮番升级的军备竞赛，不仅消弱了美国，也拖垮了苏联。可以说，争夺世界霸权的对外扩张政策导致了苏联的衰落，使苏联沦为拥有原子弹的“发展中国家”。
    第四，与军事上的对外扩张相联系，苏联在对外经济关系上采取了一种自我孤立的封闭政策。这是备战型经济模式在对外经济关系上的必然反映。
    战后苏联在对外经济关系上所依据的理论基础，是斯大林在1952年提出的“两个世界市场”理论（注：《斯大林选集》下卷， 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1页。）。 这是一个与战后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背道而驰的理论，其实质是搞“自我封闭”。赫鲁晓夫执政后，进一步将这个理论发展为“两个世界体系”的理论，热衷于建立一个旨在加强对社会主义国家控制的“按统一计划调节的世界共产主义经济”，其实质仍是搞“自我封闭”。直到赫鲁晓夫下台前，苏联的对外经贸主要限于经互会内部，与西方贸易额始终未超过28亿卢布。勃列日涅夫当政前期，即60年代后半期，苏联仍囿于半封闭状况，与西方贸易的水平仅比赫鲁晓夫时期高出1-2%。进入70年代，由于西方爆发严重经济危机，加之美国推行“尼克松主义”，东西方关系由紧张转向缓和，苏联同西方经济关系有较大发展。这一时期苏从西方引进了177 亿卢布的资金和进口了290亿卢布的先进技术设备，获得不少经济实惠。但好景不长， 由于苏联出兵占领阿富汗以及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引起西方的制裁，致使苏联同西方经济关系严重萎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