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沧源岩画的年代和族属(3)
耿马石佛洞遗址出土的圈足器,残留着赭红色颜料,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重要线索。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一个调制、盛装赤铁矿粉颜色的容器,经比较就是绘制岩画的颜料。”(42)有的学者却说:在遗址中“发现的陶器‘圈足’中,有残存之红颜料,疑与岩画有关(尚待化验落实)。”(43)这两种说法不大一致,究竟是调制、盛装赤铁粉颜色的容器还是圈足中残存之红颜料呢?弄清楚,将有助于推测颜料的用途。可是,未见发掘报告,无法核对,只好存疑了! 从《云南沧源丁来新石器时代遗址清理报告》(44)对出土的“石标枪头(或石矛头)”的定名,可知这种器物的器形不易分辨,文中所附这种器形的墨线圈近似尖状器,尤其是Ⅱ式打制品,更难以确定它是标枪头还是矛头。《云南沧源丁来新石器及其岩画初探》叙述丁来岩画西组“画有四排人物。第一排人物有六人,每人都扛一根长杆,杆左高右低,……”。又说:“由岩画可以看出,岩画中的狩猎工具--标枪,与遗址中出土的石标枪头证明有标枪存在是符合的……”。岩画中的“长杆”怎么突然变成了“标枪”呢?根据文中所附长杆图形,杆的两端都看不出有标枪头或矛头,确实只是长杆。遗址中的器物,究竟是标枪头还是矛头都未能肯定,又怎么能“证明”岩画中有标枪存在是符合的呢?由此可见,这种观点,是很牵强的。 如上所述,根据现有材料,还不能证实岩画与附近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有“内在的联系”。因而“在沧源岩画附近发现如此众多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决非偶然,岩画应该属新石器时代的遗迹”(45)的论断,似乎还可以商榷。 “晚期说”岩画断代最主要的一个依据是岩画上钟乳石进行碳-14测定的数据。他们在自己的文章中所引用的碳-14测定数据,前面提到三个。此外,还有一位学者说:“沧源岩画曼坎一号点,岩画下部有石灰华堆积物……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化验室三次取样、测定。紧靠画面堆积物的里层,形成时间为距今三千年左右。”(46)对于这些数据,笔者感到有三个情况需要了解清楚:一是3030±70和2200年这两个数据出自同一位学者的两篇文章之中,以哪一个数据为准呢?二是经三次取样、测定,“均为距今三千年左右。”三次测定的具体数据各是多少?再者,“皆为距今2500多年”,这个“皆为”所指的是多少个数据?三是所有以上引用的数据,都未注明出处。关于它的可靠性已有学者提出怀疑了(47)。 综上所述,根据岩画图象与战国至西汉时期墓出土的云南青铜器和早期铜鼓图象的比较,岩画长剑图象与战国至东汉时期墓出土长剑的比较,岩画干栏式房屋图象与战国至东汉时期墓出土房屋模型的比较,以及岩画杂技图象与《后汉书》等文献关于挥国进献“幻人”的记载相印证,笔者认为,沧源岩画制作年代与左江岩画相当,应为战国至东汉时期(公元前475-公元220年)即距今2425-1730年。据研究,滇西青铜文化的时代,约当始于商周之际,迄于西汉晚期(约公元前十二世纪末-公元8年)(48),沧源岩画的制作年代为战国至东汉时期,当是滇西青铜文化阶段的产物。 二、岩画的族属 关于沧源岩画的族属,和它的年代一样,也是研究中的又一个难题。许多学者发表了不少精辟的见解,但意见也尚未一致,归纳起来大致有四种说法: 1、“佤族先民说”。此说中又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是“尾濮”(称“尾濮说”),主要依据是:从历史文献记载、调查材料、岩画图象等方面分析考证(49)。另一种意见认为是“孟-高棉系统部落”(称“孟-高棉说”)。主要依据是:画面反映的生产、生活与今天佤族习俗有更多相似的地方,特别是勐省岩画上有关“出人洞”与佤族史诗“司岗里”的印证(50)。2、“傣族先民说”。主要依据:(1)历史文献(《后汉书》有关掸国献幻人的记载);(2)调查见闻:岩画中的“干栏式”建筑和舞姿;岩画周围都有傣族的村寨和大榕树,榕树是傣族历史的象征(51)。3、“佤、傣先民说”。主要依据:岩画与佤族有较多的关系,岩画作者与傣族先民关系亦不容忽视(52)。4、“濮僚说”。主要依据是从岩画上的文化特征--居住干栏建筑、使用长方形木盾、头饰翎翠葆、跳圆圈舞和似兽舞,有尾饰和魉首等神秘化装等,与云南的考古材料相印证(53)。 从以上四种说法五种意见看来,对沧源岩画族属问题的研究,各有所据,众说纷纭,迄无定论。 要解决沧源岩画作者的族属问题,笔者认为只能在当时(作画期间)活动于当地的民族中去寻找,并将岩画中反映的习俗与当时的或接近当时的文献记载相对勘,从而确定岩画作者属于哪个民族。之所以要强调“当时”“当地”的居民和“当时”或“接近当时”的文献记载,是因为民族是一定历史时期形成的,习俗在流行过程中会发生变化,岩画也是在一段时期内制作的,所以要把岩画的族属问题放在一定历史时期来考察。 (一)当时当地居民中有哪些民族?上面已经论证,沧源岩画制作年代在战国至东汉时期。因此要确定岩画作者的族属,必须考查这段时间活动于当地的居民中有哪些民族。 根据文献记载,先秦时期云南西南部的居民主要属于百越系统的“滇越”和属于百濮系统(孟一高棉)的“苞满”,这两个民族当时就杂居在一起。作画期间当地居民中有百越系统的“滇越”、“鸠僚”和“掸人”;百濮(孟一高棉)系统的“苞满”、“闽濮”、“濮”等。他们都有可能是沧源岩画的作者。 (二)人像头饰图像。沧源岩画人像头饰有三种样式:一种是头插羽毛者;见于记载的有蒲蛮、金齿百夷;另一种是头饰兽角或兽牙者,见于记载的有寻传蛮、峨昌蛮;再一种是头饰兽尾者,见于记载的有望苴子蛮。记载这三种头饰的文献是唐宋以后的著作,记载中的这些民族都是南诏、大理政权统治下的民族,其中有的是百濮的后裔(即佤、崩龙、布朗各族之先民);有的是百越的后裔(即傣族之先民);还有的是源于氐羌的后裔(即阿昌族之先民)。 岩画中的这三种头饰,在战国至西汉时期青铜器和铜鼓的图象中都能看到。唐宋以后的文献记载这些民族有这三种头饰,只能说明这种习俗在唐宋时期尚在这些民族中流行,因此岩画中的头饰并不是这些民族的写照,这些民族也不可能是岩画的作者,因为岩画是战国至东汉时期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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