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北魏弹文的类型及其源流
    所谓弹文，就是弹官纠举百司不法的刑事起诉书，它具有一定的程式用语及格式。归纳《魏书》中收录的各通弹文，大致可分成两种类型，溯其源，尽其流，有助于我们了解北魏弹劾制度在汉唐嬗变中所处的地位及作用。
    （一）
    《魏书·阉官传》载御史中尉王显弹奏石荣、抱老寿之文称：“①风闻前洛州刺史阴平子石荣、积射将军抱老寿恣荡非轨，易室而奸，臊声布于朝野，丑音被于行路。②即摄鞫问，皆与风闻无差。③犯礼伤化，老寿等即主。④谨案石荣……老寿……人理所未闻，鸟兽之不若。⑤请以见事，免官付廷尉理罪，鸿胪削爵。”
    全文五部分：①风闻石荣、抱老寿有罪；②证实风闻属实；③定性“犯礼伤化，老寿等即主”；④具体运用法律或“清议”分析案犯罪行性质；⑤提出处置意见。
    《魏书·于栗传曾孙忠附传》载熙平元年（516）春，御史中尉元匡奏弹前领军将军于忠的弹文，格式大略同上。其定性语为“伤风败德，臣忠即主”。只是在列述于忠罪状之前，多了一段开场白，以“臣闻事主不以幽贞革心，奉上不以趣舍亏节”立论，并漫引古今加以论证。这段开场白为弹文定下调子。推想王显弹奏抱老寿的弹文应有此，唯删略过甚，难窥全貌。
    这两篇弹文格式大致相同，皆有“某某即主”的句式。这种弹文格式早见于西晋（40），南朝宋齐梁陈皆有这种格式的弹文，并且头尾俱全。开头多有“御史中丞某某稽首言，臣闻云云”，结尾“臣某某云云，诚惶顿首以闻”等（41）。这种章奏制度的格式，汉·蔡邕《独断》载有成文的制度规定，“自汉以后，多相因循”。（42）推想此种恭谨用语北魏的弹文亦必存在，只是魏收录时删略罢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有“某某即主”格式的弹文在唐代已完全消失（关于唐代弹文，笔者另有专文探讨），在历史上存续了三、四百年。
    关于“即主”，周一良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劾奏公文格式》一文中曾列举了南朝诸弹文，引俞正燮《癸巳类稿》“弹文某即主为一句，言是正犯。”又引钱钟书先生《管锥篇》“即主以上犹立状，举其罪；谨案以下犹拟判，定其罚。”认为“即主之主字究何义，尚有待探讨。”
    连城按：关于即主的主字，陈连庆先生曾指出“即主是法律术语，某某即主，谓某某即犯罪的主体。弹文这一句话决不少。”（43）此种看法较之俞正燮所言“正犯”似又进了一步，但认为“某某即主”，即是“某某应负完全责任”（44），似有无根之嫌。拙见以为：据《后汉书·郎顗传》：“恭陵火灾，主名未立。”李贤注：“立犹定也。时拷问延火者姓名未定也。”主可释作主犯。细究南北朝弹文，虽皆有某某即主格式，但其中似略有差异。南朝弹文所用，正如钱钟书先生所指出的，“即主以上犹立状，举其罪”，但却未点破所犯性质，故即主一句总括前文的性质不明显，以致于或可删略不存，而原意不失。北魏弹文所用，则在立状举罪与即主之间，多了一句盖棺定性的判断语，如“伤风败德，臣忠即主”，“犯礼伤化，老寿等即主”。一则使得即主一句不可稍省；二则即主的主就是主犯之意更为明。而北魏的这种运用“即主”的弹文格式，与西晋初年的庾纯自劾状一脉相承（45）。北魏弹劾制度中存有远绍魏晋一源，由此可以推断。
    （二）
    《魏书》中除了上述弹文以外，还有另一类型的弹文。此类弹文也有援引古今立论、列举罪状、援引律令条文定性论罪、提出处置意见四个主体部分。与前一类型的重要差别在于没有“某某即主”之类的公文程式用语。而且推详上下文意，也无删节省略之处，故作为新型弹文格式加以讨论。
    见于《魏书》的此类型弹文有五篇，即御史中尉王显奏弹度支尚书元匡文（46），尚书仆射李冲弹奏御史中尉李彪文（47），录尚书事、北海王详弹奏御史中尉甄琛文（48），御史中尉元子思弹纠尚书郎中裴献伯等文（49），尚书令元澄弹纠司州牧元雍文（50）。
    这些上奏文表之所以定性为弹文，不仅在于内容涉于奏劾官吏不法，还在于当时人直接称之为“弹文”。《魏书·元匡传》在录了王显奏元匡之文后，皇帝下诏认可，但恕免元匡死罪，降职录用。北魏宣武帝在东堂引见元匡加以慰抚时，“匡犹以尺度金石之事，国之大经，前虽为南台所弹，然犹许更议。”可见王显所奏，虽未有“某某即主”之格式，亦为弹文。又李冲奏劾李彪文，见载于《李彪传》，虽没某某即主之句式，孝文帝直呼之为弹文，“而近见弹文，殊乖所以。”可见弹文亦有不用“某某即主”之类的程式用语，属于行文格式较为简明型。
    北魏的这种弹文类型，为唐代所取法。唐代的弹文无一例外皆属此种类型。
    值得注意的是，尚书省系统的弹官举职时皆用此种类型的弹文，换言之，有“某某即主”格式的弹文为御史台系统弹官所专用，而且御史台系统的弹官可兼用两种类型，而尚书省系统的弹官则否。由此亦可推衍出北魏弹官的主体在御史台，尚书省系统的弹官只是一种辅助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