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北魏弹文在正式奏弹之前，立有弹草。
    《魏书》卷84《儒林传·孙惠蔚》：
    “及高祖崩，附神主于庙。时侍中崔光兼太常卿，以太祖既改，昭穆以次而易。兼御史中尉、黄门侍郎刑峦以为太祖虽改，昭穆仍不应改易，乃立弹草欲按奏光。光谓惠蔚曰：‘此乃礼也，而执法欲见弹劾，思获助于硕学。’惠薪曰：‘此深得礼度。’寻为书以与光，赞明其事。光以惠蔚书呈宰辅，乃召惠蔚与峦庭议得失，尚书令王肃又助峦，而峦理终屈，弹事遂寝。”
    《魏书》卷21上《赵郡王干传》：
    “干贪淫不遵典法，御史中尉李彪将纠劾之。会遇干于尚书下舍，因屏左右而谓干曰：‘殿下，比有风闻，即欲起弹，恐损圣明委托之旨，若改往修来，彪当不言，脱不悛改，夕闻旦发。’而干悠然不以为意，彪乃表弹之。”
    可见，弹草乃是拟定弹劾的文稿，但尚未正式弹奏。由此名目，可见北魏弹官行使弹劾权还是颇为审慎的。
    又北魏弹文的起草者并非一定就是弹奏者，通常台中文笔都有专人代理。“代笔”乃是汉唐间流行的一种风习，北魏亦不例外。《魏书》卷85《文苑传·温子升》：
    “熙平初，中尉、东平王匡博召辞人，以充御史，同时射策者八百余人，子升与卢仲宣、孙搴等二十四人为高第……遂补御史，时年二十二。台中文笔皆子升为之。”
    按，《册府元龟》卷512《宪官部·选任》文句与此略异。“台中文笔皆子升为之”一句作“台中弹文皆委焉。”
    御史台中弹文由专人负责起草，推测各式弹文亦当依典故程式起草。当然，也有的弹文是弹劾者本人起草拟定的，如李冲纠劾李彪，“奏其罪状，冲手自作，家人不知，辞甚激切，因以自劾。”（51）即为一例。
    还需讨论的是北魏弹文提出处置意见部分的格式用语。除个别的由弹官直接处置，如元匡弹前领军将军于忠文“既事在恩后，宜加显戮。请御史一人、令史一人，就州行决。”（52）大多数为“请以见事，免所居官爵，付鸿胪寺削夺，辄下禁止，付廷尉科罪。”（53）
    这种程式用语远溯汉魏，南朝各代亦相沿成例，至唐代更简化为“付法司”而已。但这种程式用语在不同的朝代，有着不同的涵义。
    从字面上理解，根据现有罪状，勒令被弹劾者以白身人的身份听候廷尉的判决。换句话说，即弹官并不能直接定罪立罚，而需廷尉定谳后方可。对御史台与廷尉的权限界定得很清楚。依北魏法律，“狱成谓处罪案成者。寺谓犯罪迳弹后，使覆检鞫证定刑，罪状彰露，案署分，狱理是成。”后经过延昌三年（514）朝官集议后，定为只有“经奏遇赦，及已覆治，得为狱成。”（54）
    因此，“付廷尉科罪”本应是有其确定的法律意义。但在北魏实际政治中，断狱定罪多依台狱所审鞫而定，从而使“付廷尉科罪”成为一句空洞的格式套语。
    《北齐书·循吏传》云：“毕义云为御史中丞，以猛暴任职，理官忌惮，莫敢有违。（苏）琼推察务在公平，得雪者甚众。寺署台案，始自于琼。”又云：“南台囚到廷尉，世轨多雪之，仍移摄御史，将问其滥状，中尉毕义云不送，移往复水止。世轨遂上书，极言义云酷擅，显祖引见二人，亲敕世轨曰：‘我知台欺寺久，卿能执理与之抗衡，但守此心，勿虑不富贵。’”
    按，毕义云为入齐后第一任御史中尉，故文宣帝高洋所称“台欺寺久”，当可推溯至北魏之政。且言“寺署台案，始自于琼”，亦可佐证所推不谬。因此，北魏弹文中的“付廷尉科罪”不能成为论断北魏台寺诸职限的依据。北魏御史台之权重亦由此可见一斑。
    综括北魏的弹官与弹文，我们可以发现北魏的汉化，模拟汉制，并非一味照搬硬套，而是依据实际情况，有所取舍，并且有所创新，可以说，是进行了多方向的主动尝试。虽然这种尝试尚未定型，整个制度处于游移发展的过程中，但许多新的举措，却成为唐代制度的直接渊薮，值得我们认真探讨与研究。